首页 法院简介 新闻中心 本院动态 法院公告 领导讲话 图片信息 工作报告 审判业务 工作研究 专题报道
审判工作 案例评析 法学阶梯 法院建设 先进典型 法苑随笔 办案手记 裁判文书 开庭排期 诉讼指南
   
  当前位置:审判业务 -> 法学阶梯

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作者:姜梅  发布时间:2013-10-17 15:16:16


    一、引论

    司法职位是一个具有特殊压力的职位,法官的行业声望持续下滑,它受到的批评也越来越多,许多法官都觉察到了这一点。虽然对法官的抨击屡见不鲜,但颇有见地的批评和有深度的反击却不多见。当司法制度无法实现人们所期待的公正时,法官就成为社会怨恨所发泄的对象。公众的这些认识已经成为阻碍法律职业进步的根源。社会公众对法官的不满集中在“同案不同判”,出现“同案不同判”的主要原因是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掌握的尺度不同。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历来就是一个敏感而复杂的问题,法官自由裁量权在解决争议的同时又极易被滥用。正如美国法官波斯纳所言:“司法裁量权是一块空地或一个黑箱,当规则不够时,裁量权并不是解决如何判决案件问题的办法,而只是这个问题的名字。无论你把裁量权想象得多好,裁量权都会令法律职业界不安。” 因而,应该如何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合理控制已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

    二、理论思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概念、特征及必要性

    (一)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概念

    法官自由裁量权是指法官酌情作出决定的权力,并且这种决定在当时情况下应是正义、公正、正确、公平合理的。法律常常授予法官权力或责任,使其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权。有时是根据情势所需,有时则仅仅是在规定的限度内行使这种权力。 

    从上述论断中可以看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同时也是一种责任,法官没有权力拒绝行使。尽管法官的裁决是一个非常理性的活动,但是自由裁量必然夹杂着一些非理性的因素。在司法实践中,自由裁量不可回避,那种中世纪才有的拒绝作出判决的情形已经不存在了。职责要求法官决定,一方面法官在实践中不能超越现行法律,另一方面又要按照立法本意作出决定。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实现法律目的的前提,是法官赖以履行法定职责的基础,是司法权的具体化。

    (二)法官自由裁量权的特征

    1.法官自由裁量权是一种独立性权力。法官自由裁量权是法律赋予司法者的权力,权力主体只能是依法享有司法权的法官,任何其他主体都不享有该权力。而且,它只存在于司法过程中。法官在特定情况下,可以根据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作出裁决,而不局限于现有的法律规定。

    2.法官自由裁量权是一种限制性权力。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但是没有任何裁量权是完全自由的。法官是制度中的人,并不是像社会公众所抱怨的那样:法官们只是按照他们喜欢的方式进行审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不是一种绝对自由的权力,它是一种受到合法性、合理性原则限制的权力。在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它不得超出法律规定的限制;在没有法律规定或法律规定不明确的情况下,它受到立法目的、立法精神、公平正义等法律原则的限制。

    3.法官自由裁量权是一种普遍性权力。论及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有观点认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仅限于法律适用活动中,这种观点忽视了法官在采信证据、认定事实、选择审理程序等诉讼活动中的自由裁量权。我们经常能发现一二审证据完全相同,两审法院认定事实不一致的案件,这是不同的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结果不同所致。任何一个深谙案件审理过程的人都明白: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不仅存在于事实认定、证据采信以及法律适用阶段,甚至在案件受理、最后作出判决中也不无体现出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可以说,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存在于司法的整个过程中。

    4.法官自由裁量权是一种选择性权力。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卡多佐认为:“司法过程中既包含着创造的因素,也包含着法官必须经常面对相互冲突的利益并加以权衡,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可供选择的、在逻辑上可以接受的判决中作出选择。” 卡佩莱蒂说过:“选择意味着自由裁量,尽管它并不必然是任意专断;它还意味着评估和权衡;它意味着考虑实际的和道德的结果;它还意味着不仅仅运用抽象逻辑的论证,而且还运用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的论证。” 逻辑不能决定最疑难的案件。困扰法院的大多数案件,也就是令法官们左右为难的案件,他们可能的结果都不止一个,在比较重大的案件中,总是有一个选择的问题。自由裁量权是法官通过对社会利益的衡量,作出选择的一种权力。

    (三)法官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必要性

自由裁量权是审判权的核心部分。自由裁量之所以具有必要性和必然性,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法律规范不可能为所有应该规定的事项均作出清晰明白的规定,需要裁量将其内容具体化、明确化和予以补充;二是法律规范虽然明晰,但简单地将其含义进行适用,可能导致荒谬的或者不良的效果,在个案中需要通过裁量消除或者缓和其不良效应。 

    1.任何法律的明确性和普遍性都只能是相对的,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可以澄清或弥补法律规则的内容。现实远比法律丰富,理论和实践表明,法律的确定性是相对的,法律需要法官去解释、适用,法官自由裁量权在法律运行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解释法律看上去并不复杂,特别是当立法非常细致、详尽之时,似乎只要阅读一遍便可获得其真实含义。但实践往往并非如此,因为法律有其自己的语言,它也无力规范社会中的一切现象。正是制定法模糊的措辞(标准)才产生了自由裁量,但是即使是最尽责的立法者在起草可操作的法律时,如果不求助于模糊的词汇,也会遭遇困难。适合的、必要的、过分的、谨慎的、足够的等词语出现在法律中时,制定法就赋予了法官自由裁量权。美国法官波斯纳曾说过:“如果对某个法律问题有两个以上的正确答案,那么法官就有运用自由裁量权的余地了。事实上,法官也许是不得不运用裁量权,而这样一来,法律就会由法律之外的因素来决定。” 法官的责任在于尽可能地以一种与社会和个人的公正相符合的方法解释法律。

   有人主张法官必须逐字逐句一丝不苟地适用法律,但是太多时候不能获得一个确定的结果,或者干脆就是一片空白。正是因为法律不可能穷尽所有情形,而且法律语言与大众语言又无根本差异,才需要法官们从法律条文的文字中努力寻找立法者的真实意图,否则法官就不可能完成其承担的责任。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需要法官行使立法性的司法裁量权。法官在探求立法本意时,他不过是借立法者之口说出法官自己认为正确的判断。

    2.缓和或减轻法律规范的不良效果,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法律规范针对的是一般的或者典型的社会现象,在其实现一般正义的时候,可能付出了牺牲个别正义的代价。 有些法律规范甚至天生就是不足的,简单地适用会带来不良的后果。裁量可以根据个案的特殊情况,通过创制例外、排除适用或者扩张适用等方式,弥补法律规范的不足,缓和其适用个案时的严厉性。 

    法条主义者也承认,他们的方法不可能每次都奏效。有些案件,死板地适用法律的结果将直接冲撞广大民众在历史传统中形成的公平正义底线。这就需要运用创制例外、排除适用或者扩张适用等方式缓和或减轻其不良的后果。在我国的司法裁判中, “许霆案”、“张学英诉蒋伦芳遗赠纠纷案”都曾引发广泛的争议。法官在审理这类案件时,必须竭尽所能地去探求,以图公平地认识案件,而且并非仅仅考虑当事人的情形,也应当考虑一般公众对纠纷解决结果的认同感。正确的自由裁量是克服我国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对司法消极影响的重要方法,也应当是具有最好社会效果的裁判。

    美国学者孙斯坦教授对此作出了生动的说明:“尽管不受约束的任意决定权受到广泛批评,但实质性的变量太多,而受规则约束的死板的裁决将产生许多不公。”“衡平法的作用就是给那些无意义的规则或适用于个案显得太过严厉的规则创制例外。” 这种情况有裁判者的自由裁量权无限扩大的可能,法官这样做时必须高度谨慎,否则就超越了司法权的界限而侵犯了立法权。法官应当按照诚信之人所认为正确的标准做出判断,探求法律背后的真实含义,而不是毫无意义地附和法律的字面含义。法官的职业化选择决定了司法不能为民意所左右。但是,我们的裁决还应考虑到社会的接纳程度,要考虑到社会公众的心理是何反应,不能仅仅考虑是不是违法,这是我们研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一个重要意义。 

    三、实践反思: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解析

    (一)存在问题

    当前司法裁判中自由裁量权的运用还是一个薄弱环节,如果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方法不妥当,裁量的结果很可能缺乏稳定性,这不利于强化裁判的公信力,不利于纠纷的解决和矛盾的平息。从司法实践的情况来看,自由裁量权行使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应当行使而不行使。许多案件关系复杂,矛盾尖锐,处理起来比较棘手或受外界干扰较多。迫于案外因素的压力,有的法官为了转移裁量风险,往往自愿将其拥有的自由裁量权转移至院领导、审判委员会;甚至有法官就案件的裁量尺度向上级法院请示,以此回避风险。

    2.运作过程透明度较低。有些法官在实际工作中有意无意地回避自由裁量,对运用自由裁量权遮遮掩掩,处于一种“做了不说、心照不宣”的状态。判决书的说理部分本应阐述清楚裁量理由,但许多判决书的判决理由大多是空话、套话,千篇一律,缺乏对如何运用自由裁量权应做的入情入理的分析。权力运作过程透明度低,既不利于约束行使权力的人,也削弱了判决书的公信力、说服力。

    3.“同案同判”不能实现。司法实践中,还存在情况类似的案件,判决结果相差悬殊的现象。例如:商场对女顾客进行脱衣服搜身,顾客要求商场进行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有的法院判决赔偿10万元,有的法院判决赔偿1万元。该类案件还有一审判决赔偿20万元,二审法院改判赔偿1万元的情况。应该说,上述判决都不是违法的,但社会公众和当事人对这样的判决有很大反响,他们无法理解结果如此悬殊的判决。目前,“同案同判”不但在同一地区、同一法院不能实现,甚至同一法官在不同时期也可能作出不同的判决。

   4.自由裁量权被滥用。个别素质不良的法官利用制度中的漏洞,为谋取私利恣意运用自由裁量权,产生了极坏的影响。过度地滥用裁量权可能导致裁判的不稳定性和不均衡性,同一类案件,因地域、时间的不同出现悬殊的结果,使当事人对裁决难以信服,甚至怀疑法律面前是否人人平等。这样的判决只能加剧目前社会公众对法院的不满。这种不满已经使法院面临某种危险的信任危机,公众对法院的任何不信任在危及法院的同时,也会危及法律本身,甚至对整个中国都有害处。

    (二)原因解析

    法官自由裁量权存在如此严重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法官能否充分行使自由裁量权,制约因素是复杂的。从法律规定上看,我国没有法律作出法官有权依法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规定,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有顾虑;从执法环境方面看,职业保障机制不健全,法官后顾多忧。在我国,律师和社会公众普遍认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分大;实际上,大多数法官却认为自由裁量权是一个极具风险的权力,对此心存畏惧。我国法官与英美法系的法官相比面临更多错案的风险。

    2.法律规定缺失。我国法律有关裁量尺度的规定,有其合理之处,但整体水平还不高,规定较模糊,且多规定在司法解释中,没有上升为一般立法。制定法的滞后和前后矛盾,明显的自由裁量地带,都给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预留了空间。实际上,法官对确定性的要求胜过了其他的一切,他们希望一部法律的制定能够考虑到每一种可能性,法官大多希望尽可能用法条主义的方法决定案件。

    3.合理性评价标准缺失。我们国家幅员辽阔,各地法院掌握的裁量尺度也不尽相同,现有方式难以实现“同案同判”。司法标准关系到司法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具备统一的合理性评价标准,法官才能恰当地行使自由裁量权。在我国,由于缺乏合理性评价标准,法官无法找到合适的参考因素和标准。

    4.法官素质不高,不能胜任自由裁量。大多数案件都是常规案件,令人感到困难的案件更需要法官运用司法智慧,审慎地作出裁判。在我国,法官业务素质与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而且,法官之间缺乏同质性,法官在能力、背景上的差别很大,同一法院的法官职业经历、训练程度等方面也存在较大的不同。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人的因素是很重要的。法官越是同质,他们在某个困难案件中达成一致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仅仅是因为他们诉诸的共同的价值观和经验。 

    四、对策展开: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合理控制

    孟德斯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时是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与法院直接打交道的人是有限的,社会公众对法院的信任危机往往是来源于道听途说的对个案的感受。法官普遍有这种感觉,不干这一行,你就不可能理解审判。在这种情况下,研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规制问题,防止职业权力被滥用在个案里,对增强自由裁量的效果、缓解信任危机,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一)建立理性化的法官制度。“同案不同判”往往是法官以不同的尺度行使裁量权的结果。恰当行使自由裁量权,本质上需要的是法官素质。自由裁量制度给法官行使权力预留了相当大的空间,如何防止权力被滥用主要取决于法官的信仰、修养、德行、文化等精神方面的因素。当法官缺乏德行和能力时,无论设计出怎样完美的制度,滥用权力的行为都无法避免。人的因素在防止自由裁量权被滥用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为什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享有那么大的自由裁量权,却未被滥用或未受社会质疑?那是因为人们相信他们的正直和能力,他们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学识丰厚,品德高尚的人。

    首先,应加强法官职业道德教育,确保法官队伍的廉洁性。对法官的道德要求,不仅应当高于普通人的道德标准,还应当高于其他职业的道德标准。法官个人的道德修养是影响其自由裁量权行使的重要因素。可以说,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个人品质成了法律的一部分。

    其次,开展法官在职教育培训。即使一流的法学院,也不可能使一个法官在学生阶段完成所有现行有效法律的教育,因而有必要开展在职法官教育培训。一个优秀的法官,需要具备渊博的知识和强大的能力。就法官而言,进修和高级培训是一项终生的任务,其目的在于提高司法技能、增进司法效率和激发司法方面的杰出表现。

再次,提高法官任职资格。目前,《法官法》对担任法官者的法律工作年限要求不高,法律本科毕业生担任基层、中级法院的法官要求2年的法律职业工作经历;担任高级、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要求3年的法律职业工作经历。实际上,法官胜任审判工作,除了有能力、无私利,还需要成熟。对此,有学者提出,将成为地方法院的法官候选人的任职资格,确定为法律学士、硕士、博士获得者分别从事法律工作满8年、5年、3年。 笔者认为,上述任职资格的观点是更符合审判实践的要求的,这也是法官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前提。

    (二)确立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标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行使时必须依据某种客观标准,这种客观标准防止 法官在进行自由选择时恣意妄为,保证法官自由裁量权不至于蜕变为一个纯主观意志的活动。弗兰克福特法官说:“自由裁量权,如果不设定行使这种权力的标准,即是对专制的认可。” 

    首先,司法敦促立法作出适当的明确规定,尽最大努力统一裁判标准,避免由此引发人们对司法公正的质疑。当一个法律规定具有显而易见的意义,甚至普通民众也可以理解和很好地应用它时,这样的法律规则可以使非常不同的法官作出的判决也相差不多。

    其次,尊重法律,保证相同案件适用法律标准的统一。加快制定和完善证据规则,按照证据规则审查判断证据,严格依据案件事实作出裁判,确保裁判客观公正。进一步加强司法解释工作的协调性和时效性,及时清理过时或与新法律产生冲突的司法解释。

    再次,建立典型案例指导制度,研究制定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的规则。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原则上司法应严格遵循立法。然而,实践中确有立法力所不及或不明确之处。时至今日,上级法院特别是最高法院的司法判例已在事实上得到尊重,甚至被公认为具有约束力。指导性案例体现出清晰的原则以及生活的理性,判例中的理性和精神阐明了法律的本意。某类案件可能在司法实践中反复出现,通过建立典型案例指导制度,可以为法官提供相对准确且规范的指导。这些有一天会成为理论的重要支柱的案件确实非常关键。

    (三)充分的论证说理。制定法的滞后性、矛盾性以及所涉及价值判断的主观性,都决定了自由裁量权的恰当行使需要更强的论证说理。行使自由裁量权裁判的案件必须在判决书中进行充分的论证说理。英国法中有一句名言:“正义不但应当实现,而且正义的实现过程应当为人所知。”裁判过程的透明将促使法官更中立,在此基础上的自由裁量结果更符合正义的要求,更让人信服。 法官应当在判决书中说明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原因,说明是在制定法模糊、缺失还是冲突的情况下行使的;应当结合案件具体情况,说明产生具体裁判结果的思维方式和过程。

    (四)严格自由裁量权的运行程序。通过严格程序的执行,尽可能地减少制度中的不公正因素,促使法官自觉地谨慎行使权力,并通过事后监督、评价机制,及时纠正错误。 

    首先,应进一步明确审判组织的权力和责任,在保证合议庭、独任审判员依法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同时,充分发挥院领导、审判委员会对审判活动的监督指导和把关作用,尽可能减少案件裁判错误和瑕疵,提高办案质量。

其次,要着力解决少数案件人为裁判不公的问题。案件审理过程的功能就是纠正不公,在一审法院运用自由裁量权导致案件裁判结果缺乏公正性的情况下,不应对改判心存顾忌,应及时通过二审、再审和执行环节,发现并纠正确有错误的不公裁判。

    再次,要建立健全二审、再审改判和发回重审案件分析评查制度,必须通过管案与管人相结合,坚决落实违法审判责任追究。

    五、结语

    裁判者行使自由裁量权解决纠纷不仅需要高超的司法技巧,还需要良好的个人品质和裁判勇气。法官是一个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影响深远的职业,认真对待权力,应该成为我们司法审判中必须坚守的信条。

第1页  共1页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