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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调解制度研究

作者:李清杰  发布时间:2014-03-17 15:45:41


    摘要: 调解是我国诉讼中最具特色的处理纠纷的传统方式,近年来也一直为各级法院所倡导与强调,但是在运用过程中也显现出一些缺陷,我们有必要以诉讼调解的理念、诉讼调解与非诉讼调解方式的区别为出发点,探寻如何在法律追求的公平、正义的框架内,充分发挥调解的价值功能和优势,为实现公正与效率的司法终极目标服务。

    关键词:诉讼调解  调解理念  公正调解  法院

 

    一、诉讼调解的概念与性质

    (一)诉讼调解的概念

    调解是一种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根据不同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类型,其中以是否进入诉讼程序为界,可以分为诉讼调解与非诉讼调解。诉讼调解,亦称法院调解或司法调解。从涵盖的法律关系上,诉讼调解又可做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诉讼调解包括进入诉讼程序的所有案件的调解,即民事案件调解、刑事案件调解及和解、行政案件协调及执行案件和解,狭义的诉讼调解,仅指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即当事人双方在法院审判组织的主持下,就民事权益争议平等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1]本文仅就狭义的诉讼调解加以探讨。

   (二)诉讼调解的性质

    对于诉讼调解的性质,我国民诉法学界有不同的观点,大致有三种学说。[2]

    1、审判权说

    认为诉讼调解是法院对民事案件行使审判权的一种诉讼活动,是法院行使民事审判权和审结民事案件的一种方式。

    2、处分权说

    认为诉讼调解尽管在法院的主持下进行,但它不同于法院运用审判权以判决方式解决诉争的活动,它本质上是当事人在法院的指导下自律地解决纠纷的活动。

    3、审判权和处分权结合说

    认为一方面诉讼调解制度以当事人自愿为首要原则,建立在当事人处分权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诉讼调解又是在法院的主持下进行的,当事人能否达成调解协议,离不开法院的职权干预,诉讼调解是在当事人意志和审判人员意志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笔者认为,第三种学说更符合诉讼调解的概念及司法实践,因为诉讼调解一方面以自愿为原则,另一方面仍是在法院的主持下进行的,是法院行使审判权的方式之一,审判权和处分权的这种结合同时也决定了诉讼调解具有独特的优势以及相应的缺陷。

    二、诉讼调解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体现出的优点及缺陷

    (一)诉讼调解的优势

    1、能够降低诉讼成本,减少当事人诉累

    根据我国民诉法相关规定,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的,审理期限为三个月,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的,审理期限为六个月。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如果遇到需要公告、鉴定、评估等环节,其所花费时间不包含在审理期限内。此外,算上目前法院案多人少,案件审理排期开庭需要排队的因素,一宗案件,哪怕是表面上看起来及其普通的案件,也存在着需历时较长审理期限的风险,如果案件进入二审,审理期限则更长。这无疑是与当事人渴望诉讼周期短,诉讼成果明显,诉讼成本低的心理预期是背道而驰的。诉讼调解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纷争,节约当事人时间、减少讼累、降低诉讼成本。

    2、能够缓解现阶段法院案多人少的压力,提高办案效率

    我国现处于社会转型期,矛盾纠纷不断则多,同时,在法制化的进程中,越来越多的社会关系被纳入了法律调整的范围,而与之相对应的法官人数受限于编制等因素并未有同比增加,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案多人少的压力逐年增大,客观上导致结案效率下降。通过调解,能够将部分争议不大的案件及时解决,实现案件的繁简分流,做到简单案件快审,复杂案件精审,提高办案效率。

    3、能够真正做到案结事了,最大程度化解矛盾纠纷

    公平正义是司法的终极目标,案结事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本质要求。进入诉讼程序的纠纷,虽然由法院通过行使审判权的方式对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确定,但某些时候虽然案件审结了,纠纷并未最终化解。伴随着案件的逐年增多,法院化解矛盾纠纷的压力也逐年增加,这里面固然有法院司法能力仍需提高的问题,但现阶段的司法环境也决定了法院必须重视矛盾纠纷的最终化解,尤其是涉诉信访的压力。虽然法院的信访压力一再被理论界所诟病,认为将涉诉信访作为法院工作的考评指标,客观上导致在部分案件的审理中法院出更多地出于信访角度进行裁判,有违案件的公正审理,但在现阶段的法治建设程度与司法环境下,法院要想剥离开这方面的压力是不切实际的,而作为结案的重要方式之一,诉讼调解在这方面具有判决所不具备的优势,能够真正做到案结事了,最大程度化解矛盾纠纷。

    (二)诉讼调解存在的缺陷

    1、客观上易形成不查事实、不问是非的诉讼调解方式,长久来看不利于法治建设

    民诉法规定,调解应在事实清楚的情况下进行,但一方面调解方式自身的局限性,决定了它不具备查明事实的功能,因为调解的核心在于双方达成一致,并不以事实清楚、责任明确为前提,而且在很多时候确定事实、分配责任反而不利于调解协议的最终达成,另一方面,现阶段法院对于调解率的追求,也使得法官为了调解成功,主观上亦不愿意追究是非责任,只求案件的调解解决,而真正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只是当事人因固执己见而诉诸法院的案件,为数并不算多,其他大量的民事案件,要调解解决,就要和稀泥,这样做表面看起来似乎是大量纠纷经由调解这种双方自愿、自主的方式解决了,实际上既对当事人实体权利的保护和对侵权行为的制裁不利,更为严重的是最终损害了当事人对法院的信任,从长远来看,则影响了法治建设。因为有些当事人到法院诉讼,就是要“讨说法”,相信法院会依法解决问题,没想到法院会和民间一样搞调解,因此认为法院就那么回事,对法院的权威和公信力产生怀疑。

    2、为了调解的达成更多地牺牲胜诉可能性大的一方当事人的利益,诉讼调解的导向有误

    调解的达成需要纠纷双方的互谅互让,尤其是诉讼中的调解,更需要一方做出让步。由于某些诉讼风险的不可预知性及不确定性,以及现阶段法院执行难等问题的客观存在,诉讼过程中的调解,胜诉可能性大的一方更易于作出让步,法官在调解过程中,也更偏好于多做此方的工作,以增大调解成功的可能性。这种案件的调解成功是以牺牲公平为代价,不应提倡与运用。

    3、诉讼过程中调解地位过于强势,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法院的判决职能

    近年来,随着社会矛盾的增多,诉讼至法院的案件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同时为了最大程度的化解矛盾纠纷,构建和谐社会,包括最高法院在内的各级法院一再强调诉讼调解的重要性,各级法院均以调解率作为主要考评指标,该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诉讼案件的案结事了,但对于调解作用的过高要求,客观上造成了调解方式在诉讼过程中强势的局面,相伴而生的则是法院通过判决方式定纷止争功能的相对弱化。

    4、存在变相强制调解的现象,有违调解的自愿原则

    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法官出于案件被上级法院发改或者考核指标的压力表现出强烈的调解偏好,使得某些案件调解协议的达成并非真正建立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之上。在司法实务中,存在着“以劝压调”、“以拖压调”、“以判压调”等强制性调解。

    三、诉讼调解的相关学说

    近年来,针对现行诉讼调解制度在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出现了不同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种:

    1、否定与替代说

    这种观点否定了诉讼调解继续存在的价值,主张我国民诉法应当完全取消诉讼调解,即取消现行立法意义上的诉讼调解,同时以诉讼上和解制度取而代之。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在真正的法治社会中,符合法律正义要求的判决方式较之调解更符合诉讼公正的本质和审判职能的要求,如果案件的处理结果是在法院主持调解下产生,这种结果就背离了诉讼的公正本质和诉讼结果的正义要求。另一种观点是在肯定诉讼调解与诉讼上和解本质和功能趋同的基础上,主张从当事人中心的角度以诉讼上和解代替法院调解。

    2、完善与加强说

    这种观点对现行诉讼调解制度持肯定态度,但提出我国诉讼调解制度应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进行改造和完善,通过具体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来消除其缺陷,实现调解与审判的协调,如改不公开的庭前、庭外调解为公开的庭上调解;将调解限制在一审,二审和审判监督程序不得调解等。 

   3.调审分离论

    这种观点主张将调解程序从审判程序中分离出来作为一种与审判相独立的纠纷解决制度,肯定了诉讼调解本身的价值,承认调解对于促进当事人之间达成合意的重要作用,并积极构想一种既能发挥诉讼调解功能,又可以有效避免其缺陷的模式,提出通过调审分离的改革,可以更好地发挥调解的自愿性、自主性和灵活性,充分实现其程序利益,具有建设性的意义。

    四、关于诉讼调解制度的思考

    虽然诉讼调解制度存在一些缺陷,但是其在和平解决纠纷、简化诉讼程序、降低诉讼成本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不应完全否定,不过应从理念上及操作上明确与非诉讼调解的区分,才能更好地发挥诉讼调解的作用。

    (一)厘清与非诉讼调解界限,强调分清是非

    修改前后的民诉法在有关调解的部分均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该条确立了诉讼调解的一个原则,即查清事实,分清是非。但大多数学界人员对此条规定均提出了质疑,认为该原则降低了调解的效率性功能,使得调解制度的功能未能得到有效发挥,同时在司法实践中部分法官基于认识上的不同亦或是调解指标的压力亦未能严格实施。笔者认为,诉讼调解是法院受理案件后的调解,不宜以非诉讼调解的“和为贵”等角度进行“和稀泥”式的调解。法院的职能是定纷止争,同时还有通过裁判对当事人及社会人员起到引导、教育、评价、示范的作用,不分清是非的进行诉讼调解,短期上能够起到一定作用,但从长久来看,不利于法院审判权威的树立,诉讼调解应以“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作为与非诉讼调解方式的区分,严格遵守。

    (二)转变诉讼调解理念,倡导公正调解

    诉讼调解系纠纷进入法院后的调解,从属于诉讼,具备诉讼的基本属性,当事人追求的是纠纷的公正解决。虽然要达成调解,往往需要当事人一方或双方适当做出让步,但是诉讼过程中的调解应以公正为原则,即应倡导有理方不放弃利益的调解,通过引入调解担保等方式而不是以当事人一方尤其是有理一方放弃利益的方式促成调解,从而倡导公正调解的理念,做到“不让有理人吃亏”,这样才能在化解矛盾纠纷的同时,提高法院的司法公信力,实现法院的权威。

    (三)注意调解方式的运用,做到调判结合

    调解和判决作为法院处理案件的两种基本方式,有各自不同的作用,应该根据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做具体处理,做到调判结合。依照法律可以调解、根据案情能够调解、按照矛盾冲突的特点调解处理效果更好的,应首先选择以调解方式解决纠纷,如果依法不能调解、或者根据案情不宜调解、或者判决更有利于解决问题的,则应当选择判决方式。一方面应坚持调解优先原则,充分发挥调解在社会矛盾化解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要高度重视依法判决的作用,充分发挥判决在增强规则意识、引领社会风尚、推进法治建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对于一些典型案件,通过判决更能发挥法律的示范作用,在该种情况下,不宜一味强调调解,如果调解解决,可能受益的仅仅是该案的当事人,但失去了此案判决对于全社会和对于司法制度的意义。

    (四)坚守诉讼调解的自愿原则,严格依法调解

    自愿原则作为诉讼调解的基本原则,应严格遵守。一是要当事人自愿选择调解,法院不能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二是在调解过程中权利处分自愿,调解的达成必须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决不能通过诱导、施加压力等方式致使当事人接受调解。[3]

    (五)探索调审适度分离机制,实现调解与审判的有机融合

    针对诉讼调解的缺陷,可在诉讼阶段将调解与审判适度分离,建立与严格规范的审判程序而言相对独立的调解程序,可以将调解法官与审判法官分离,并单独为诉讼调解提供一个灵活方便的调解场所,创造便于沟通和交流的调解氛围。与此同时,可以借鉴国外的有关制度,针对诉讼调解在诉讼过程中设置一个时间截点,如案件进入二审后不再允许进行调解,通过该种方式,在加强诉讼调解的同时亦强化法院的裁判功能,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

    (六)加强非诉讼调解的宣传与落实,通过分流纠纷强化诉讼调解的原则

    近年来,我国无论是理论界、实务界还是新闻媒体对于法治宣传,给人的印象就是“法治等于诉讼”。[4]法治社会,就是人人诉讼的社会。诉讼数量的多少似乎成为衡量和评判一国法治程度高低的依据和标准、为此,在大力宣扬“法治至上”的同时也宣扬着“诉讼至上”的理念。有学者在对中国公民权利的发展进行研究后,发出了“走向权利时代”这样的呼唤。而在这些学者眼中,权利实现的最佳途径就是诉讼。不仅如此,媒体的宣传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很多新闻媒体都开辟专栏,连篇累牍地宣传普通民众通过诉讼途径获得权利救济的报道。社会逐渐出现了一种偏向:把诉讼视为实现权利的唯一途径,把对诉讼的作用作为法律意识高的标志,在推崇“打官司”解决纠纷的同时,非诉讼调解的方式不被重视。虽然法律对于一国的社会治理有着其他制度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从纠纷解决的成本及效果来看,诉讼并非是解决纠纷的最好手段。在这一点上,调解尤其是非诉讼调解有着自身的优势和长处,应加强非诉讼调解方式的宣传与落实,引导纠纷当事人通过非诉讼调解方式解决矛盾纠纷,在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诉讼外的同时,从另一方面凸显与强化诉讼调解的原则与特点,从而使得诉讼调解能够在法律所追求的公平正义的框架内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作者单位: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院长

参考文献:

 1、河南省法学会:《调解制度理论与实践》,郑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版

2、范愉 史长青 邱星美:《调解制度与调解人行为规范》,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版

3、阿德里安 A S 朱克曼:《危机中的民事司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版

4、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一庭:《诉讼调解实例与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10月版

5、闫庆霞:《法院调解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版

6、张卫平:《司法改革:分析与展开》,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7、黄光国:《儒家关系主义:文化反思与典范重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8、周岳保:《改革与完善诉讼调解制度的思考》,载人民法院报2002年5月13日B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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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范愉 史长青 邱星美:《调解制度与调解人行为规范》,44页,清华大学出版社

[2] 闫庆霞:《法院调解制度研究》,103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3] 参见周岳保:《改革与完善诉讼调解制度的思考》,载人民法院报2002年5月13日B1版。

[4]参见河南省法学会:《调解制度理论与实践》,192页,郑州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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