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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自由与司法关系研究

发布时间:2014-10-10 14:36:28


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      王智宇

 

摘要:表达自由与司法是现代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两个基本要素。表达自由对司法的监督意味着公众可以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载体对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自由发表自己的看法、表达自己的意见,让司法活动接受公众表达自由的监督,引起社会和人们的关注,以维护司法公正与司法独立。而司法独立作为现代法治国家所普遍承认和确立的基本原则,是指司法权由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只能服从法律,不受除法律以外其他任何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其最终目的在于追求司法公正。在理论上,表达自由和司法追求的价值目标是共同的,但是在现实社会中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一方面两者存在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表现为积极方面的影响,另一方面两者之间也存在着冲突、抵制,表现为消极方面的影响。现在学界对如何处理表达自由与司法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不同的说法,本文就这个问题来浅显的阐述一下作者的一些看法。全文共8101

关健词:表达自由;司法;媒体;影响;监督

 

以下正文:

一、表达自由与司法的基本内涵

表达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和基本自由,是公民行使其他权利自由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在国内外,各专家、学者对表达自由涵义的解释林林总总,繁杂多样。著名的《布莱克法律辞典》把表达自由(freedom of expression)解释为,“由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保护的权利:包括宗教、言论和出版自由。”[1]《法学大辞典》指出:“各国宪法规定的意见自由,其涵义大体有三:思想自由,指公民可进行任何思想,不受任何剥夺;第二,沉默自由,指任何人不受强迫发表自己内心的意见或思想;第三,表现自由,指公民可自由发表意见,不受非法干涉。”[2]《牛津法律大辞典》指出,“言论和表述自由(freedom of speech and expression)是主要的公民权之一。其含义是指公民在任何问题上均有以口头、书面、出版、广播或其他方法发表意见或看法的自由。这一自由权受到了尊重他人利益之要求的限制,而他人利益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诽谤法、藐视法和其他法规加以保证的。该自由权还要受到尊重公共利益之要求的限制,而这些公共利益是由禁止淫秽出版物法加以保证的。”[3]学者李怀德认为,“表达自由是指公民有权通过口头、书面或音像设备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见。表达自由,是言论、出版、著作、新闻等自由的合称。”[4]甄树青在其著作《论表达自由》中说,“所谓表达自由,是公民的基本自由之一。它是公民在法律规定或认可的情况下,使用各种媒介或方式表明、显示或公开传递思想、意见、观点、主张、情感、或信息、知识等内容而不受他人干涉、约束或惩罚的自主性状态。”[5]

由上可见,以上专家及学者对表达自由内涵的理解,均有其合理之处,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有的揭示了人们表达思想或意见的方式或手段,但对“表达”和“自由”两个词的涵义未作出说明,特别是没能揭示表达自由与法律的关系;有的揭示了表达自由的法律地位和限度,但是又明显带有自己国家色彩,比如《牛津法律大辞典》中的解释。因此,笔者认为表达自由的涵义可以概括为:公民或组织在法律规定或认可的情况下,以独自或者集体的形式,通过各种媒介或方式,向他人和社会公众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主张等内容而不受任何他人和组织干涉或侵犯的自由。

关于司法的涵义,各专家、学者的观点大致相同。张文显教授指出,“司法即法的适用,它是法的实施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国家司法机关依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应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6]王利明教授认为,“从狭义上理解司法是指依法享有司法权的国家机关,依据法定的职权和程序处理诉讼纠纷的活动。”其应具备的特点是:“第一,司法是与立法相对应的活动,司法的主要职责是执行法律,即在司法裁判过程中,将立法机关所指定的法律具体运用于特定的案件裁判之中;第二,司法是由专门的机关所从事的使用法律的活动;第三,司法是依法解决具体正义和冲突;第四,司法以依法公正裁判纠纷为目的。”[7]贺卫方教授的观点认为:“从起源上讲,所有司法正是那些有了纠纷的当事人寻找一个双方均能接受的第三方来根据是非曲直而加以裁判;中立是裁判者的最基本的要求。”[8]总之,司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构成要素:双方当事人、裁判者、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争议事实、交涉过程和裁决。其中争议双方当事人与中立裁判者所构成的“三边关系”,是司法区别于立法、执法和守法的典型特征。由此看来,司法要求有权作出最终裁决的必须是亲历案件的法官,而不是幕后的其他个人或组织。司法的亲历性特点,要求法官必须亲自审理案件,对证据和事实形成内心确信,才可以做出相应的裁决。所以,在具体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审判权应当赋予审理具体案件的法官。

我国的司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司法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在办理诉讼案件中的司法活动。我国广义的司法将审判和审判以外的检察活动也包括了进来。在本文中,我们讨论的是狭义的司法,检察机关和检察活动不在本文所指的“司法”范围之内,司法机关仅指审判机关,司法权仅指审判权,司法活动也仅指审判活动。因此,司法是审判机关依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具体适用法律处理诉讼案件的专门活动。司法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是解决各种纠纷与争议的权威手段,是审判机关依法运用审判权的过程,所以我们说,司法是权力实践的结果。

二、表达自由与司法关系的辩证考量

司法如何直面表达自由,表达自由如何监督司法,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从理论上讲,一切公共权力都应该纳入表达自由监督的视野当中,司法自然也不例外,表达自由对司法的监督既要积极有所作为,也需要理性的心态和良好的限感度;同时,司法机关在主动接受表达自由的监督的同时,也要妥善处理好司法与表达自由、司法独立与表达自由监督的关系,既要避免对媒表达自由的不当限制,也要防止表达自由的不当干预对司法造成的负面影响。从实践上看,情况就变得更加复杂。表达自由尤其是新闻自由对司法的监督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司法公正,遏制司法腐败,增强了司法的公信力和司法独立,但由于其自身在价值取向、行业特征等方面的特点,表达自由对司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同时司法机关对表达自由的监督也存在天然的排斥性,对表达自由评论司法行为设置了大量的限制性规定,阻碍其发挥监督功能。

在现代法制完善的国家,表达自由尤其是新闻媒体的表达自由已成为一种谁也不敢小觑更不会漠视的力量。往往许多事件之所以导致更多社会群体的关注,都是由于有了新闻媒体的参与和炒作。然而当我们深入探讨新闻媒体这种力量的作用时,我们却发现,新闻媒体所具有的力量并不是一种对社会具有强制性的,令各种不同社会群体都必须服从的力量。例如,对某一个案件的倾向性报道,使得民众或者陪审团可能受到该新闻媒体的影响,甚至导致“舆论气旋”左右读者的判断和情感偏好,但是,具有理性的人或者法律专家(例如法官)则不一定会受到这种倾向性报道的影响。因此,新闻媒体的权威性只体现在它具有以多种话语力量影响着每一个阅读者,从而使人们不自觉地被新闻媒体挟持着进入到其所欲图导引的方向。

或许正是公众表达自由这种关注社会又能具有一定实际影响、受到社会各界包括权力部门注重的特点,让一些新闻媒体产生了自身认知上的错位,加以宣传上对这一问题未能予以法治化、科学化的指导,导致了我国法学界对此认识的错误接受。将新闻自由权与司法审判权对立起来,简单地将二者的关系归结为冲突关系而不是协调关系。其实,表达自由和司法之间的关系可以被归结为权利和权力之间的关系,这是本文写作的主要价值和意义所在。

笔者认为,表达自由乃是一种“公共权利”的体现,而这种“公共权利”必须与之承担的“公共义务”对等,由“公共义务”制约着“公共权利”。表达自由的传播载体如果不能切实履行自己承担的“公共义务”,也就难以有效地行使自己的“公共权利”,就会陷于被动尴尬的境地。如果新闻媒体提供给大众的“公共产品”失去公平与正义,长期报道失真,超出自己权利的范围,去做只有法律才能行使的裁决,那么它最终将被市场所淘汰。因此,新闻媒体一定要认真理解自身只是一种“公共权利”的代表,而绝非自身拥有什么“公共权力”。这二者之间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因此,表达自由与司法的关系,也可称为权利与权力的博弈。在这里,表达自由是以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等多项公民权利的公共形式来行使公共权利的,它可以对所有侵犯公民权利的司法权力予以批评与反映,从而引起社会的重视,使司法权力的行使者在制定、执行决策中都不得不考虑到表达自由。但是,表达自由也应当对司法权力保持必要的尊重和支持,尤其是要避免对司法权力形成不良的干预甚至侵夺本应由司法审判行使的司法权力。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如何定位好表达自由与司法的关系,以及如何把握二者的之间的利益平衡。

三、表达自由与司法关系的重新梳理

(一)定位上:由监督转为参与

前文谈到表达自由与司法的监督——被监督关系,一方面导致表达自由过分地热衷于对司法活动的报道与评论;另一方面,司法对表达自由的监督怀有一种天然的排斥心理。因此,过多地谈论表达自由对司法的监督在二者关系定位上是存在偏差的。在对表达自由与司法关系的定位上,我们应由监督转向参与,尽量避免谈论表达自由对司法的监督,而应该更多地提倡与营造一种与司法平等的参与关系。这种参与关系是建立在公民和新闻媒体的表达自由和知情权基础上的,体现的是现代民主社会的平等、友好理念,强调的是交流与沟通。

(二)姿态上:由对立冲突转向合作共赢

表达自由与司法的关系由监督转向参与产生的必然结果是在姿态上,二者关系由对立冲突转向合作共赢。合作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合作亦是表达自由与司法互相协商与让步,各取所需,达成共赢的前提。“美国媒体与司法的关系上,趋向对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保护,新闻媒体无疑已取得越来越大的自由,司法的专横则日渐减弱,但合作是解决冲突的最佳选择。”[9]美国社会普遍认为,信息公开对权力机关工作的成功至关重要,并且权力机关向公众公开信息是自己的义务,也是公众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解决表达自由与司法冲突的最佳办法就是法官、律师与新闻媒体的协作、信任和克制。

表达自由与司法的关系转向合作后并不是说二者的对立冲突就此消失没有了,而是使得二者的关系转向通过协商合作的方式加以解决。实际上,表达自由与司法处于这样的一个交流运作过程中,当二者由监督转向参与关系时,己经为二者的自由表达提供了类似于“理想表达情境”的环境,这时,需要表达自由和司法所做的就是本着合作、交流、克制的心态进行协商与合作。司法应该认识到,司法过程的透明与案件信息的公开是现代民主社会的要求,也是司法制度的主流趋势,表达自由尤其是新闻自由正日益强大,仅仅想依靠对其加以限制来控制它是不现实的,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另一方面,表达自由也应看到,司法独立是司法权的核心价值原则,对司法独立的冲击与侵犯最终会危及民主社会甚至殃及民众利益。因此,二者的冲突对立状况是谁也不想看到的,合作共赢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

(三)理念上:由权力转向权利

在对表达自由与司法关系的研究中,始终直接或间接的充斥着权力的影响。常常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媒体会将自身的监督权视为一种权力,去对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进行干涉,司法机关也将自身的权力束之高阁,竭力避免受到民众表达自由特别是媒体的干预。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二者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因此,我们需要做的是在研究理念上,将权力转向权利。

要改变以权力监督权力的理念继而转向由权利制约权力。虽说在思想领域我国已经产生了权利监督权力的观念,但在实践中,更多的仍然停留在以权力监督权力的旧模式理念之中,这样一种模式有其存在必然性,却没有其合理性,它的存在,直接决定了表达自由与司法的关系会处于一种无序紧张的互动状态之中。对此,我们需要把对表达自由与司法关系的关注转移到对案件当事人权利的关注。表达自由对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的影响,其最终的影响结果会落实到案件当事人身上。而我们现在关注时却将精力过多地投入到表达自由与司法的关系身上,往往容易忽视受其影响最直接、最深刻的案件当事人的权利的关注与保护上。

对表达自由与司法关系的研究应以权力为重心转向关注当事人的权利,应完成两个转向:第一,在衡量标准上,衡量表达自由是否对司法公正与司法独立造成威胁的最主要标准应当是案件双方当事人的权利是否因媒体的不当报道而失衡;第二,在主体上,应当将判断案件及法官是否受到了表达自由的不当影响的权力交给案件当事人,只有身处案件中的当事人才会对媒体报道感触最深,其对自身权利是否受到侵犯及侵犯的程度是最有发言权的,也只有当事人对维护自身合法的权利是最感兴趣的。因此,我们需要在理念上将表达自由与司法关系由权力转向权利。

二、适度空间,适当参加:建立适合表达自由特性的司法独立机制

(一)态度上:司法机关应对表达自由采取宽容的接受态度

审判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从保证表达自由为基点,对表达自由监督司法保持宽容的态度。表达自由的大量汇集,可能会给正常的审判活动带来一些麻烦,有时甚至会影响法院正常的审判活动。但是,作为一种公权力,司法必须而且必然要接受公众表达自由的监督,在表达自由监督司法的时候,司法机关不应该有对立抵抗情绪。司法部门应认识到表达自由无论是对案件本身的谈论,还是对法官行为的评价、对司法权运作过程的监督,最终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就是为了帮助司法机关认真执行职务及纠正工作中的失误,从而实现司法公正与司法独立。虽然二者实现正义的手段与方法不同,但是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社会正义,维护人民权利,所以,司法理应对表达自由保持宽容的态度,平和的接纳。

司法不是冷冰冰的不理性的法律执行机器,恰恰相反,它不仅能够弥补成文法的不足,而且是反映社会法治发展状况的一面镜子。司法权的运行同样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通过司法运作维护民众的表达自由与尊严、社会的安定秩序、法的正义与公平价值。这也是法治国家对司法工作提出的基本要求。所以,司法不可能也不应该与广大民众完全隔绝与对抗,二者之间沟通与合作是对双方都有益的,司法机关应该对表达自由的监督采取宽容的接受态度。

司法机关和司法工作人员对表达自由的监督只有持宽容的态度,才能保证表达自由的监督功能,进而消除司法的腐败现象,实现司法公正与司法独立,保障民众的表达自由权利,维持社会健康有序的发展。因此,司法机关要尊重公众表达自由的权益,加强与民众与新闻媒体的联系沟通,定期或不定期地向民众公布审判工作进展情况,提供司法信息资料。对于涉及公共利益的复杂重大判决,更要及时详细的向民众说明情况,解释必要的司法程序和司法制度,引导民众进行表达自由时,尊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的审判权,尊重司法程序和诉讼规则,或者给予其他帮助,并为民众表达自由的实现创造便利条件。

(二)价值上:加快司法改革进程,真正实现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和审判公开作为我国司法的两大基本原则,为我国司法活动提供了运行依据。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现阶段中国的司法并没有真正实现独立。司法机关不仅要接受党的领导,而且在人、财、物各方面上都要受制于同级政府机关,不可能真正的独立。当前中国的司法独立仅仅强调到法院独立,没有达到法官的独立。我们说,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不仅仅只是要求司法权独立于立法权、行政权,从而达到司法权独立的程度;也不只是要求司法机关独立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而更多的是强调法官的独立,要求法官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和事实的认定来审理案件并作出裁判。如果法官不能完全独立,不能居中裁判,就不可能保证裁判结果的公平与合法,更不可能保证裁判结果是公众表达自由的实现,这一切必然会引起舆论传播媒介的广泛介入。

中国当前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首先应注重提高法官个人的独立程度。当然,在目前中国要完全实现法官的独立确实难度较大。众所周知,中国司法独立的环境不仅很令人担忧,而且具体到媒体的表达自由对司法的监督上,机关报的领导单位——党委、政府,其手中掌控着决定法官任免升迁的权力,他们同时也是法院的领导单位。这使得个别法官迫于各方面考虑,不得不迎合公众及媒体的意见,作出顺从压力的不公正的判决,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媒体的报道是同级领导意见的直接反映。加上法院内部也实行行政化管理,庭长、院长对案件进行审批,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而真正审理案件的法官却没有真正行使审判权,这在较大程度上导致了法官不独立。要在法官中形成适合表达自由的司法正义的风气,必须加快司法改革进程,确立责任与权利相结合的机制。应当逐渐淡化上层领导对案件的行政化管理色彩,让合议庭真正审理案件,与此相应,应该宽容的接受表达自由对审判活动的监督,建立适合表达自由的司法独立机制。

强调司法独立,排除表达自由对司法活动的不当干涉,但并不意味着排斥对司法的合理评论与监督及公众对司法的自由表达。我们应该在加快司法改革的过程中,从制度上为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制定严格的法官任免制度,规定法官不得被免职,除非因为枉法裁判且经专门的机关或组织进行弹劾外,从而保障法官的身份独立,逐渐将表达自由权和法官任免权授予不同的主体行使,从而赋予法官制约表达自由不当监督的权力,使法官能够独立的行使审判权。

(三)制度上: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加大审判公开的力度

公开审判作为司法活动的一项重要原则,应在案件审判过程中得到全面的贯彻和落实。审判公开意味着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除了法律明文规定禁止公开及根据实际情况不宜公开的案件外,司法机关应该主动向包括表达自由传播媒介在内的社会大众及时公开。司法机关也应该自觉落实和贯彻审判公开制度,增强法院审判活动的透明度,为表达自由监督司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审判人员有责任也有义务,本着表达自由的原则,承认和落实表达自由,保证广大民众的知情权。

就目前而言,法院不仅应该进一步采取相关措施保证审判公开外,更应该尽快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实行新闻发言人制度,可以有效避免某些记者在不了解具体案情的情况下,仅仅凭借法庭上的所见所闻进行片面的报道与评论,再加上由于记者缺乏专业的法律知识,容易对法院庭审过程产生误解,实行新闻发言人制度则可以有效消除不应有的误解,以正视听,保证信息能准确及时地传递给公众。2006912日,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发布制度,随后所有高级以上的人民法院都设置了新闻发言人。中国应该在全国所有法院实行新闻发言人制度。从原则上讲,所有重大的事项都应由新闻宣传部门统一管理和运作,依照法律规定严格履行审批手续,统一由新闻发言人发布新闻。及时将依法可以公开或者必须公开的部分向社会通报,进一步增强与媒体、公众的互动,加大审判过程的透明度,让民众消除对案件审判过程和审判结果的误解和疑虑。

 



[1][]Black’s Law Dictionary,West Publishing Co.19795th Edition

[2]邹瑜、顾明:《法学大辞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93页。

[3][]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8月,第1版,第354页。

[4]李怀德:《论表达自由》,载《当代法学》1988年第6期。

[5]甄树青:《论表达自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6]张文显:《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76页。

[7]参见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

[8]贺卫方:《司法的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7页。

[9]简海燕著:《美国司法报道的法律限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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