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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防止传媒过度干预司法

发布时间:2014-10-10 14:41:26


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杨世才

论文提要:

传媒报导是落实审判公开的重要途径,它是实现审判公开的间接方式和自然结果。传媒报导在扩大公开范围的同时,其自身又成为反映舆论,进行社会监督的重大力量。传媒监督司法有其充足的理论依据和宪法政策依据,它是宪法规定的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在新闻活动的体现,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也指出,要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监督权,是权力正确运行的重要保证。传媒监督是一把双刃剑,它对于司法独立一方面具有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消极影响。传媒监督和司法独立都是都是宪法原则,二者在实现社会正义、保障公民权利的目标上存在一致性。但由于传媒监督对司法独立存在着正反两方面作用,传媒监督过度有损于司法的独立和公正。世界各国在构建传媒监督的模式的过程中,积累了不少经验。本文在借鉴其他国家先进制度的基础上,探讨寻找传媒监督和审判公开的契合点,协调二者的冲突,来合理构建传媒监督的模式,从而更好地平衡法律保护的各种权利和利益。防止传媒过度干预司法的落脚点是完善审判公开制度。本文重点强调要从公开审判的制度层面,规范传媒监督,从而实现传媒监督和司法独立的有机契合(全文共5925字)。

 

 

一、  传媒监督司法的理论依据和宪法政策依据

(一) 传媒监督的理论依据

1.传媒报导是审判公开的间接方式

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程序公正非但是实体公正的前提和保障,而且其自身也有独立的价值。程序公开长期以来被视为程序公正的基本标准和要求。“正义不但要被伸张,而且必须以人们都看得见的方式得到伸张”,英国这句古老的法律格言正反映了程序公正对实现正义的重要性。程序公开的核心是审判公开,审判公开不仅能让当事人和民众亲历正义的实现过程,树立司法的权威性,而且它也提供了对司法过程实施社会监督的可能。因此,审判公开是司法民主的标志,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保证。“审判公开在公开方式上分为直接公开和间接公开。直接公开是指允许公民旁听法庭审理和宣告判决。间接公开是指允许新闻记者采访和报导。”[1]作为间接公开方式的新闻报道是实现审判公开的重要手段。台湾学者林山田先生曾论述道:“由于现代大众传媒工具的发达,使公开原则更能发挥监督国家刑事司法之功能,因此经由新闻记者在法庭现场之采访,以及就审理与审判内容所做之新闻报道,更使公开原则从早期之直接公开,而转化为间接公开,除法庭现场直播公开外,尚有大众传播工具所提供之间接公开,而扩大公开原则所及之范围……。”[2]在快节奏且信息技术颇为发达的今天,新闻报道以其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加大对司法审判的监督,从而更好的落实审判公开制度,是社会进步和司法民主的体现。

2.传媒监督是审判公开的自然结果

审判公开的目的除了维护司法公正和进行法制宣传外,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便于社会监督。传媒报道在落实间接公开的同时,也为社会监督大开了方便之门。传媒一方面为公众提供了监督内容,另一方面作为舆论的主体,它本身反过来也表达民意代表舆论进行监督。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公开的目的是为进行监督,传媒监督是审判公开的必然结果。

(二)传媒监督的宪法和政策依据

新闻自由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所享有的从事、利用新闻活动而不受非法干涉的民主权利,是宪法规定的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在新闻活动的体现。在当代社会,传媒监督作为新闻自由的重要形式,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民主法制领域正在发挥着广泛的作用。党的十八大报告特别指出:“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是权力正确运行的重要保证。要确保决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由于媒体报道是舆论的主导,舆论监督主要通过新闻媒体的监督来实现的,因此说十八大报告为大力推动传媒监督包括对司法的监督提供了政策依据。

二、传媒监督对司法独立的促进作用和消极影响

(一) 传媒监督对司法独立的促进作用

“大众传媒”是“第四权力”的合法执掌者,它拥有庞大的接收群体,其传播手段廉价、便捷、迅速,广大受众能在第一时间全面掌握新的信息,来形成主导的舆论观点。正因为它强大的影响力和特定的功能,使得它早已成为现代社会发挥民主的重要机制和保障。“当传媒公开报道的舆论监督被人们认为是与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权利相提并论的第四种权利的时候,在社会公众的意识当中,传媒的报导和舆论已被视为一种力量——一种捍卫社会公正、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3]新闻报道对司法公正也具有促进作用,只要其功能得到正常发挥,新闻监督在监督司法权力运作方面就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最集中体现在审判阶段,包括对案件公开审判过程的报道和判决结果的报道,对当事人有关诉讼权利行使和诉讼结果反应的报道,以及揭露司法腐败的报道。通过对以上司法问题的报道,给司法不公现象提供了舆论压力,从而起到了维护司法公正的警犬作用。

(二)传媒监督对司法独立的消极影响

传媒监督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对司法公正具有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如果缺乏必要的规范和限制,传媒监督必然会影响司法独立,从而对司法公正造成影响。司法程序是一个程序性很强的过程,整个过程必须按照法律规定严格进行。诉讼程序又是一个封闭的法律程序,证据的来源和形式也须符合法定的条件才能进入法官的视野,法官取证限定在有限的范围,不能滥用职权随意进行,未进入诉讼程序的证据不应当成为法官裁判的依据,即使是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也可能因与本案无关或证明力小而不被法官采信。这种程序功能称“程序自治”,英美国家的陪审团成员被要求从庭前未接受案件信息的成员中选任就是这个道理。新闻媒体对信息的收集却较为开放,没有诉讼那样严格的程序限制。所收集的信息可能很全面,也可能很局部。采集信息程序的不同,使得新闻报道所采信息可信度降低,故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舆论与审判结果容易形成差异,这种差异在审判结果中,凭借传媒的高强渗透力,极易对审判形成消极影响,进而损害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非但如此“新闻的自由性原则,典型性原则以及及时性原则对司法独立具有天然的侵犯性。”“新闻工作者常常过多地强调新闻自由,对司法活动的报道往往超越了法律的界限,从而对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造成损害。”[4]基于以上原因,在传媒对审判进行监督的过程中,非但那些与事实不符,不能全面反映案件事实,甚至是虚假的报道会对审判造成干扰和破坏,而且,即使是与事实相符的报道,也可能会对正常的审判活动形成干扰。因为传媒在判决前的广泛报导,容易影响法官中立的立场,使法官形成成见,违反了案件事实只能从法庭调查所能认定的证据的基础上来认定的程序自治要求,程序公正受到损害,进而使实体的公正性受到影响。所以,缺乏必要约束的传媒监督无疑会影响司法的独立和公正。

三、各国平衡传媒监督和司法独立之间冲突的措施

司法独立作为一项公认的司法标准已被联合国法律确认。现代法治国家都纷纷把它确立为重要的法律原则。它既是各国的宪法原则,又是一项重要的司法原则。它奠定了各国法治的基石,也保障着司法权的专属和独占性,维护着法律的尊严和审判的独立,成为确保司法公正、维护社会正义的根本保证。而大众传媒作为主导舆论的重要工具,是言论出版自由等宪法权利的反映。宪法保障公民享有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批评权、建议权,传媒监督也是满足公民知情权、监督权的重要形式。因此,传媒监督和司法独立都是都是宪法原则,二者在实现社会正义、保障公民权利的目标上存在一致性。但由于传媒监督对司法独立存在着正反两方面作用,我们应寻找二者的契合点,协调二者的冲突,来合理构建传媒监督的模式,从而更好地平衡法律保护的各种权利和利益。各国在构建传媒监督的模式的过程中,积累了不少经验。

“美国的法庭一般允许使用摄影、摄像设备。”[5] “对尚未审结的案件,他们也允许媒体发表评论,当然界限是不能造成‘明显而现实的危险’,以及法庭无法继续履行职责。”[6] “另一方面,美国宪法和法律又特别强调司法独立、司法权威,从各方面保障法官的独立。在司法实践中,美国法院对传媒介入审判还采取了许多限制措施,如若法院认为传媒的报道和评论会造成‘明显而现实的危险’它可以向新闻发出裁定,令其在案件审结前停止有关与本案有关的评论和报道。也可向当事人发出裁定,禁止其向媒体作出带有倾向性的陈述。为了防止陪审团成员受媒体或其他方面的影响,他们往往在案件审理期间将陪审团成员‘关’起来,隔断其与外界的联系,甚至禁止其看报纸、电视等。”

“英国是传媒监督司法控制比较严格的国家,他们有专门的蔑视法庭法,规定媒体不能发表任何损害公平审理的意见。……需要注意的是,英国对传媒监督的这些限制也不是绝对的,如果在诉讼开始以前或案件审结以后,或者案件被拖延不积极审理的时候,蔑视法庭并不禁止人们发表意见。即使是案件正在被积极审理的过程中,也必须实在出现‘不利于案件审讯或不利于案件解决的实在真实的危险’的时候,才有如上限制。”

“日本对媒体的报道和新闻取材的自由或评论是严格区分开的,他们认为,客观的报道是民主社会公民参与国家事务的重要信息资源,是满足公民知情权的需要。而新闻材料或评论则不可避免地会加入记者的个人的思想、意见,难以保证其客观性、公正性,这是违反职业道德的。”[7]

在国际条约有关规定中,为防止传媒过度干预司法,也对传媒报道进行了一定限制,如《欧洲人权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均规定,为了民主社会的道德、公共秩序或国家安全利益所需,为了保护……法庭认为公开会损害公平审判或司法利益时,可以拒绝记者或公众旁听全部或部分审判。前述中提到的世界刑法学会第十五届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刑事诉讼中的人权问题的决议》中,也规定为避免“预先定罪或形成情感性审判”“可以限制或禁止无线台和电视台播送审判情况。”[8]

总结各国经验,可归纳为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要鼓励传媒对司法进行监督,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另一方面为了确保司法的独立和公正,在必要的时候,又要对传媒进行合理的限制。

四、完善我国审判公开制度防止传媒过度干预司法

程序公正的核心是审判公开,审判必须公开,它是现代社会民主政治的体现。审判公开又为传媒监督提供了一个可行的途径。不公开就无所谓监督,不公开监督权就无从行使。但由于媒体的超强的渗透力和对司法独立的天然侵犯性,审判对传媒的公开要把握一个度的问题,即要把握对传媒公开的界限问题。传媒介入司法的平台是审判公开,因此我们平衡传媒监督与司法独立之冲突,确定二者合理界限的落脚点,最终还应是在审判制度的完善上。完善的公开审判制度,不仅能充分保障传媒的合法监督,而且它能把传媒对司法的消极影响限制在最小的限度内,在更大程度上发挥传媒的积极作用,从而更好地促进司法的独立和公正。我国现行宪法、法院组织法及三大诉讼法都对公开审判制度作出了规定,但在规范传媒监督方面,均未涉及。最高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法庭规则》第9条规定:“旁听人员必须遵守下列纪律:不得录音、录像、摄影……。”第10条规定:“新闻记者旁听应遵守本规则,未经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许可,不得在庭审过程中录音、录像和摄影。”第11条规定了对违反以上规定的人,可采取民事制裁措施并没收录音、录像和摄影器材。最高院《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若干规定》第11条规定:“依法公开审理案件,经人民法院许可,新闻记者可以记录、录音、录像、摄影、转播庭审实况。”以上就是我国审判公开制度在间接公开方面的所有规定,它规定了记者的新闻采访权、法院在许可与否的问题上的裁量权以及记者违反法庭纪律的法律责任。而对限制媒体监督的负面作用方面,规定却仍为空白。随着社会进步和科学技术、信息技术特别是因特网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使得传媒的间接传播更加快捷,影响更为深远。但是,也应当看见的是,传媒监督可能给司法带来的负面影响。公开过度,必然会有损于司法的公正和独立。因此,我们在贯彻公开审判的同时,应对传媒的过度介入尽早规范。基于前述对传媒监督与司法独立冲突规律的分析,笔者认为:完善审判公开制度,平衡传媒监督与司法独立之冲突,也应从对传媒监督的合理保障和必要限制两方面来考虑。

(一)   完善公开制度,保障传媒的合法监督

    为保障新闻言论自由,满足民众的知情权,法院应倡导欢迎媒体对审判活动予以报导。首先,凡公开审理的案件均应允许采访和报导;依法应予公开的法律文书和相关案件材料均应允许传媒报导和查阅。其次,法院应提供必要的条件对媒体予以配合,如查阅卷宗或采访当事人。第三,开通法院与传媒的沟通交流渠道,如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召开记者招待会、设立咨询处、建立官方网站等方式,对裁判及其他法律措施予适当释明,以正确引导新闻舆论导向。最后,在审判过程中出现的司法腐败现象、司法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程序性违法等问题,法院不应隐瞒掩盖,甚至粗暴拒绝,而是要敢于承认,虚心纳谏,配合新闻机构作出真实的报道。

(二)   限制传媒介入审判的对象、方式和范围

如前所述,大众传媒是落实审判公开的重要手段,但是“我国的新闻法制还不健全,新闻媒体对诉讼案件的报道似乎还没有形成约定俗成的规矩,更无法律规定可循。”[9] “要构建媒体的自律机制,应明确界定传媒公开报道法院审判活动的合理界限,……不能侵犯司法审判的独立性,尤其是法官审理案件的自主性……,防止传媒对法院公平审判的干扰。”[10]因此,要完善立法,对传媒介入审判的对象、方式和范围一定要有所限制。首先,从对象上看,重点应是庭审和宣判等公开进行的程序,如举证、质证及认证过程和裁判的内容等可采访报道,对合议庭评议及审委会讨论等秘密进行的活动不要介入。其次,在报导的方式上,要区分报道和评议。报道力求实事求是,评议要在尊重审判独立的基础上展开,不要过分加入记者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主观意见,要保证客观、公正。第三,关于媒体介入的范围,笔者认为,法院立案后、判决前,媒体对案件中公民感兴趣的问题发表意见应被严格禁止,防止舆论“预先定罪”和造成“情感性审判”的效果。在立案前和宣判后,媒体可自由报导和评议,以满足民众的知情权。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关于录音、录像、摄影和庭审直播的问题。笔者认为,对此应格外慎重。对富有教育意义社会普遍关注而公开审判条件又较为成熟的案件,可以进行庭审直播或录音录像,但对可能影响公正司法的因素要有充分的考虑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如在事前要减释当事人思想负担,根据场所限制旁听人数,事后应采用技术手段对审判人员及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声音、形象做适当的处理,力求把不利影响控制在最下的范围内。这样,既能发挥公民和传媒对司法的监督作用,同时又克服了此举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1]程味秋、周士敏.《论审判公开》.载《中国法学》19983.

 

[2]林山田.《刑事诉讼法》〔M〕第218.

[3]张文显主编.《新视野新思维新概念——法学理论前沿论坛》.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8309.

[4]卞建林.《媒体监督和司法公正》.载《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0年第6.

[5]景汉朝.《传媒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冲突与契合》.载《现代法学》20021.

[6]陈桂明.《公开审判并不是越公开越好》.载《中国律师》1999年第2.

[7]陈桂明.《公开审判并不是越公开越好》.载《中国律师》1999年第2.

[8] 同⑦

[9]陈桂明.《公开审判并不是越公开越好》.载《中国律师》1999年第2.

[10]干朝端、杨凯.《公开报道与公平审判的冲突与契合——兼论现代司法理念与传媒道德观念的沟通与融合》.载《法律适用》2005年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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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课题组,《关于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的调研报告》,载人民司法2013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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