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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民事诉讼弱势群体诉讼权力的保护

发布时间:2014-10-10 15:08:31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   谢丽

论文提要:民事诉讼法律中弱势群人保护显然应当属于“实质”意义上的平等范围。一方当事人由于受教育程度、文化经济水平导致其在对法律的了解程度、对法律条文的运用理解能力以及对社会资源的合理利用程度都处于弱势,会形成实质意义上的弱势当事人。,司法公正这一世界供认的法律追求的价值目标,要求我们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下,对于那些在参与诉讼前就已经处于相对弱势的一方当事人,当她们由于社会因素、经济因素无法合理维权时,司法应当予以法律限度内的“方便”,使她们在原告与被告的法庭抗衡中能够进肯的和对方处于“平等的、相同的、或者相似的法律地位。(全文共8000字)

关键字:民事诉讼   司法公正 

 

以下正文:

一、我国民事诉讼弱势群体权保护的理论基础

早在17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卢梭等人就已经提出了“人人生而平等”这一睿智的口号。而我国宪法中也明确指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男女平等、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保障残废军人的生活”、“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等内容。这是宪法处于保护弱势群体的目的二建立的具体原则和制度。所以我们可以说,宪法内容觉得了保障我国人民群众具有平等诉讼地位的必要性。

  由上述可知,“平等”这一重要的法律以及伦理原则在社会生活以及法律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落脚于民事诉讼法中,我国民事诉讼法中也有类似规定,其中《民事诉讼法》第八条规定在民事诉讼的各个当事人,都享有平等的诉讼权力。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应当尽可能的保证原被告双方处于相当的法律地位,使其具备比较相当的“攻防”的能力。

而众所周知,所谓的“平等原则”应当包括两步伐的内容,无论是刑事诉讼还是民事诉讼,即“实体平等”和“程序平等”,前者主要是指双方当事人在享有法律权力以及履行法律义务的种类、性质划分应当是平等的,其作为诉讼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和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后者主要是指在诉讼过程中,程序上“攻防双方”的诉讼程序、维权流程是平等的。

民事诉讼法律中弱势群人保护显然应当属于“实质”意义上的平等范围。一方当事人由于受教育程度、文化经济水平导致其在对法律的了解程度、对法律条文的运用理解能力以及对社会资源的合理利用程度都处于弱势,会形成实质意义上的弱势当事人。平等作为我国现性法律乃至全实践的价值追求,就要求立法者量保证双方当事人不管是“攻”的一方即原告,还是“守”的一方即被告,均有合理、公平、公正的措施维护自己的权力,实现自己的真正诉求。

综上,司法公正这一世界供认的法律追求的价值目标,要求我们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下,对于那些在参与诉讼前就已经处于相对弱势的一方当事人,当她们由于社会因素、经济因素无法合理维权时,司法应当予以法律限度内的“方便”,使她们在原告与被告的法庭抗衡中能够进肯的和对方处于“平等的、相同的、或者相似的法律地位。

二、民事诉讼弱势群体诉权保护的现实意义

(一)改善司法公信力危机

 司法公信力,是指国家公共权力与人民群众私人个体与司法维权领域的一种相互信任、理解与认同。对于国家公权力而言,在实施公共措施时,是否真正注意到每一个不同主体之间的个性与特殊性,做到合理的区别对待,真正的实现以人为本;而对于普通公民来说,司法公信力具体是指评价或者判断司法行为,具体反映了在社会民众中司法行为的形象信誉,包含了民众所理解的国家司法的具体手段意见对其的反应,也体现为当得知一项重要的司法措施时,是否可以发自内心的接受并且积极响应该项措施,从而达到司法进程合理地向前发展。

    实际上,根据法国启蒙思想家契约论的观点,国家权利取得的实质就是公民与国家订立一份契约,表示愿意将处分自己的物权、债券以及其他的权利转交于国家这一机构,并且表示愿意按国家订立的各项义务来享受权利。但是,如果某项权利义务国家进行了规定却又在实施过程中没有好好遵守,也就是我国提出的“法律依据十六字方针”的前提下,人民群众就会丧失对国家公共权力的信任与支持,也就是本文所说的公信力的弱化与缺失。

    另外,法律条文中书写了国家与民众之间建立的权力与义务关系,法律的“公开性”也要求他具备公信力,即应当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与批判。在此同时,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对我国法律的新要求就是“以人为本”,做到真正实现对当事人、对我国人民的关怀与帮助,那么对于我国弱势群体的司法保护也就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只有不断完善我国法律对于人民群众的关怀,使得人民群众坚定不移的相信国家公权力的实施,司法的措施运用会使得他们获得自己合理合法的诉求,那么国家的主人才会对公共权力,对司法的运用产生信心,这也就是笔者认为的公信力的重要组成不分,从而也就可以提高人民群众守法、懂法,并且愿意将自己所遇到的法律问题交于公共权力机构,最终帮助实现其权利。

    试想如果我国民事诉讼一再强调程序意义上的诉讼平等,却忽略了最为重要的实质意义上的平等,总是着眼于双方当事人进入诉讼领域之后的平等,却忽略了最为重要的在诉讼过程之前双方就已然形成的不平等,那么势必就会引起一系列的法律、社会问题。比如弱势群体对于司法毫无信心,比如强势的一方滥用司法优势实现自己并不符合我国司法初衷的法律诉求。正如穆勒所说:“商人是否愿意使用信用,则取决与他对赢利的渔区。”相应的,对于我国司法一旦失去了本应具有的合理预期,遂于双方当事人就会选择更加有利于自己的法律规避,这样将会大大降低我国司法的公信力。只有真正做到法律当事人在程序与实质意义上真正平等,并在此过程中给予弱势当事人以合理的帮助与宽容,使其在同一个“平面”上进行诉讼,才能真正建成法治社会,也才能真正树立司法的公信力。

(二)提高公众的诉讼便利

    关于国家公权力的司法成本在本文中暂不赘述,二对于人民群众,其在诉讼过程中所要支付的机会成本是巨大的。而尤其是对于我国的弱势群体而言,若是选择诉讼,对于律师的聘用、法律至上与条文的理解掌握、对诉讼制度的明确,对于一个知识水平较低、经济水平又处于社会中下层的人民群众,是很难支付如此巨大的机会成本,更有甚者,其因为诉讼所获得的诉讼收益远远不足以弥补其因为大赢官司所付出的司法成本。作为一个理性的诉讼当事人或者说诉讼参与者而言,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将自己的法律问题付诸于法律程序的,又会出现多次提到的司法规避的不良现象。

    而如果司法中对于弱势群体的地位予以认可,并且可以依法给以适当的帮助,对于当事人而言,其不用再去支付过多的司法成本就可以了解到本来需要支付司法成本才能获取的信息资源,而且当弱势群体参与诉讼时,可以向有关国家公共权力拥有的部门咨询相关法律,这就在很大的程度上既增加了当事人参与司法的积极性,又可以保证其在参与司法活动过程中真正意义上的诉求实现:而在另一个方面,对于我国司法部门,也不用对于某些当事人对法律知识一无所知而不得不进行相关司法解释,并且在诉讼过程中,不断提醒其诉讼流程甚至是材料完善等问题,减少这些不必要的问题之后,司法部门可以将工作中心转移到对案件权利与义务实体意义的判断上来,也自然就大大提高的诉讼效率,节省了诉讼的司法成本,节约了我国有限的司法资源,所以重视研究民事诉讼法中对于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对于司法成本的节约与控制也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

(三)实现和维护社会和谐

    21世纪,在这个新时期,我国在各项重要会议中均提出要构建政治、经济、文化共同繁荣的和谐社会,并且在和谐社会建设道路撒谎那个已经做出了卓越的女里和不懈的追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背景下,和谐社会的内涵也相应有了扩展与延伸。其中国家公共权力之间,社会各个系统与个人之间的和谐也构成了新时期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部分。

    在这个比较特殊的社会大背景下,如何构建和谐社会成为最为重要的问题。而且,就目前来看,中国的社会结构,贫富差距虽然有所缩小但是仍然存在,现阶段中国的社会结构以及相应人群所占的社会财富也就是资源占有仍然不少人群利用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强势地位,企业实现司法不公,从而获得自己的非法诉求。

    我国确实存在自己的实际情况,人口众多,地域差异还是比较明显,各个地区在法律文化方面仍存在不小的差异。所造成的后果不会很严重,至少没有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当然,肯定了国家重视此问题的必要性。理论上讲国家政府机关应当利用公共权力采取措施,避免收入差距过于悬殊。弱势群体生活出现问题、困难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贫富差距的扩大。如果弱势群体不能得到保护,自身通过努力有无法改变,贫富差距问题又长期不能得到解决,就必然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持续发展自然成为空中楼阁,不可能实现。

    此外,从弱势群体具有的调整来看,有几个特点是需要特别注意和关注的,就是本质的共同性、感情方面的脆弱性以及情绪的冲动性。弱势群体在利益诉求得不到答复、满足和问题得不到圆满解决、矛盾激化的前提下,很容易形成群体性事件,影响正常的社会执行。比如集体上访、围堵党政机关大门、阻塞交通要道,盲目示威游行以及毁坏公共财物等群体事件,给社会秩序带来不稳定,不和标准,我国民事案件除了极少数非诉案件以及无财产争议的案件,大部分都是按照案件所涉及的相关金融进行计算,并且金额会随着涉及金额的增加而减少,关于费用承担,我国民事诉讼规定的大部分案件都是败诉方负担费用。

    经过上述现状的介绍,我国在诉讼费用制度方面经过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我国法制建设时间较短,有个别的范围界定还不是很明确,针对我哦国诉讼费用意见当事人费用。对于弱势群体而言,面对律师收取的高额诉讼代理费他们大部分会选择规避诉讼。另外,我国诉讼费用征收标准按照案件的性质以及案件涉及的争议金额,可是在司法实践中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此征收标准存在严重的内部矛盾性以及不严密性。最后针对我国弱势群体所关心的诉讼费用减免问题,仍然存在一下不足:第一、适用范围过于狭窄,我国所可以申请缓、减、免的诉讼费用只包括程序申请费,而对于法院代为收取的其他费用责不可以,第二、适用对象过于苛刻,求求必须是公民,且不适用于例如破产人申请企业破产;第三、程序模糊,对于“确有困难”没有明确界定,当事人不能提出异议而且申请之后也都只取决与法院是否认可。

   (四)构建小额诉讼程序

    在我国的法理学界,有的学者提出:“小额诉讼程序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广义的小额诉讼程序与传统的简易程序并无严格区别,狭义的理解是基层法院的小额诉讼法庭或专门的小额法院审理数额甚小的案件时适用的比普通程序更加简易化的诉讼程序,这种小额诉讼程序是近几年来发展的新型程序,沈阳称作当代小额诉讼程序”。本文所说的小额程序取后者狭义上的理解,为了优化法院审理案件的效率,最大限度上节约诉讼成本,最大限度的利用司法资源,用最为节约的成本去实现最为有效的法律判决。

  “接近正义”理论的提出,促进了小额诉讼的构建于发展,一起哦球司法制度应当不分贫贱和地位平等的享有司法保障的权力。法院是否可以用最为简便快捷的方式解决最为复杂的案件,或者说是否可以用最为精简的措施完成适当的工作,是一国人民司法认同司法公信力的关键。法律费用相当行原理的提出,司法资源做为一种稀缺资源,必须要按照经济人的理念做出最为合理优化的配置才能够实现最大的效用。如果对于微小权利或者较小数额的维权都一律采用普通程序将造成司法资源与成本的巨大浪费。

    具体构建具体详尽的措施。目前,虽然有一些相当于一般程序的简易程序,但是对于经济不富裕的弱势群体来说,即使是使用简易程序,对于他们的收入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因此其适用诉讼手段的积极性也会降低。因此,小额诉讼程序的设立正是针对解决这一难题的,它不仅可以使弱势群体诉讼的经济负担得到缓解,而且还能使其在没有专业律师的指导下,顺利完成一套司法程序,维护其自身权利。因此,小额诉讼程序应被充分重视,这对于弱势群体权利保护有着重要的意义,应尽快被法律所确立。

  首先,应当确定小额诉讼的适用范围。从程序适用的纠纷类型来看,小额诉讼应被界定为限于金钱给付的财产纠纷。因为小额诉讼程序不适宜过于普通的应用于各种诉讼案件中,因为如果只求一味的效率而忽略实质意义上的公平,那法律也就丧失其应有的公信力。其次,确立小额诉讼的适用范围,随着我国静静地迅速发展,笔者认为,不适宜对于小额诉讼的主体做过多的限制,应当适当放宽,因为主要针对弱势群体,因此对于其他行政也应给予重大的优惠。最后,笔者认为还应当赋予当事人选择权,这个尤为重要。针对弱势群体,应当充分保证其权利的选择与运用。

三、诉讼进程中弱势群体的诉权保护

(一)法律援助之地的完善建议

 除上文提出的在诉前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外,法律援助制度是在诉讼过程中针对弱势群体的最为有效的方法,不断完善建立法律援助制度必将大大提高对于诉讼中弱势群体的诉权保护。我国自1994年起尝试开始实行法律援助制度,经过一系列的探索与发展,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法律援助制度。而在此过程中,也具有其固有的不足和缺陷。在实际操作和具体应用的过程中,也遭遇了种种挫折与失败的教训。其原因就是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过多的重视经济发展速度与规模,反映在法律援助制度上就是法律援助规模与体系没有跟上新时期经济与文化的发展速度,导致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建成与发展与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略显脱节,没有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笔者认为具体措施主要有:

1.完善立法。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援助条例》明显意见远远无法满足当今社会迅速发展的需要。例如我国宪法中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都应在法律援助中得以体现材料,尤其是对弱势群体的法律支持与帮助,因而笔者建议,以基本的地位加以确立法律援助制度,认真总结提炼,制定《法律援助保障法》,全面细致的为其规定号政法、当事人以及法院应承担的义务和拥有的权利。

2.扩大法律援助范围。我国法律经费紧缺,因而在目前的法律体系中,我国只能承担很少一部分在法律诉讼过程中所能担负的相关费用,而对于实质意义上的司法成本却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这些范围明显无法完全解决弱势群体的后顾之忧,在此笔者建议不断放宽法律援助的条件限制,适当的扩大法律援助的对象,使尽可能多的人民群众可以享受到法律援助。

3.积极建立法律援助经费多元保障机制。目前我国法律援助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地方财政。然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目前报价突出的一个问题。因为法律援助的相关内容自然也就受到巨大的影响。在相对而言比较富裕的地区,法律援助的手段即计费来源比较多,可是在相对落后的地区,乐意很好的保证提供的法律援助手段就会十分匮乏。因此,为保障落后地区平等的享受法律援助,除此之外,可以多渠道开通基金会,为法律援助事业捐款募资,用于支持法律援助事业。

4.强化律师代理。律师凭借其灵活选择法律救济手段的能力、严密的法律思维和准确使用法律语言的优势,为诉讼当事人提供有效的法律服务。然而对于弱势群体而言,面对有偿的诉讼律师。由于大多自身缺乏经济实力。大多数不得不放弃寻求代理律师。因此,本文认为应该切实加强弱势群体在诉讼中法律援助的方式律师往往缺乏主动性,实际效果也不尽理想,而应该是民事诉讼中的一些方面,实行当事人必须由相关律师代理的制度。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强制性是以不加大弱势群体的负担为前提的,当事人获得法律帮助的水平提高,弱势群体也将不会在诉讼中处于明显的由于司法诉讼知识和能力欠缺而导致的劣势。因此在实行强制法律代理制度中设立公职劣势制度,加强法律援助式保证其有效运行的重要办法。

(二)加强并细化法官的释明权

法官释明权,是指为了避免当事人由于缺乏法律常识,造成不必要的司法成本浪费的问题而设立的,各国政府将某些特权赋予法官,允许法官帮助指导当事人提出正确合理的诉讼资料。即当事人在某些具体场景下处于十分弱势地位时,允许法官以合法合理例如提问、隐喻的方法使当事人明白,给予其引导。

 首先要确定构建法官释明权所应遵循的两项重要原则:第一,法官释明权的确立不是意味着法官可以无限的干预双方当事人的诉讼程序,而是给予适当的指导与帮助,绝对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表示来做出案件审理,应当八项充分尊重考虑当事人的诉权后在做适当补充;第二。弱势当事人对法律缺乏相应的了解对于诉讼是不公平的,但是一旦过分行使法官释明权,很容易造成法官过分干预案件的不良风气,因此要确立并保证法官在行使释明权时的原则与程度。

1.法官庭审的指挥权的确立

 在庭审中,法官不仅要保证庭审活动按照法定程序有序进行,维持审判秩序;而且要引导当事人围绕诉讼的焦点展开辩论,归纳案件的争点,进而提高整个诉讼的效率和效果。具体来说,加强法官庭审的指挥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宣布开庭并且告知当事人诉讼的权利,宣布程序的开始和结束。(2)告知有关人员向法庭提供相关证据或通知证人出庭作证以查明案件事实和真相。(3)允许当事人或诉讼代理人发表意见或证人发言的请求,制止或提示证人在一方当事人或代理人向证人问题诱导性问题是不作回答,制止一些与本案无关的提问。(4)组织当事人有效并且和力度进行辩论和质证,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对辩论进行合并、限制或分离:调整辩论顺序和对辩论进行限制等。(5)对扰乱法庭秩序或违反法庭实际情况的旁听人或诉讼曾有人进行制止,情节严重的可以依法予以相应的制裁。

2.法官的程序引导权的建立

     审判方式改革前,我国一直采用的是严格限制当事人的处分权和充分参与程序的权利的超职权主义的审判方式,这使得当事人基本上成为被动的诉讼主体,法官过度操控与控制诉讼程序的进行。审判方式改革后,法官的职权在很大程度上被弱化,当事人参与诉讼的权利被强化。然而,从纯粹的当事人主义角度来看,这一的改变相对于之前更容易引起当事人与其代理人对诉讼权的滥用,有甚者把整个诉讼过程变成了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的诉讼技能的比拼,诉讼效率也有所下滑,弱势群体时常处于毫无还手能力的一方。所以,强调当事人是作用是很有必要,也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突破,但是如果因为强调当事人的作用而完全放弃法官对于整个诉讼实施过程的控制和引导,必然对于这样的弱势群体案件中,弱势群体的利益难以得到保障。加强法官的程序引导权严格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1)根据法定原因,终止、中街或恢复诉讼程序。(2)委托或指定鉴定人。(3)主持调解或促成当事人和解。(4)确定诉讼程序中的期间、日期,比如开庭时间、举证时限或交换证据的日期。(5)确定案件审理使用普通程序或简易程序。(6)通知被告应诉,通知并确定第三人参加诉讼,更换或追加当事人等。(7)驳回不符合立案条件的起诉,审理符合条件的起诉。

(三)强化当事人收集证据的诉讼权利

     证据权的搜集所依据的法律标准是我国《民事诉讼法》滴50条的规定:当事人有权收集证据。从该项法律规定中可以看出,弱势群体在证据收集的方面明显处于劣势地方。在当事人缺乏法律常识以及诉讼经验的情况下,收集证据的权利形同虚设。所以,笔者提议应对当事人对证据进行搜集的权利有效加强:

 首先建议当事人双方交换准备书状可以针对相关问题进行更加深入全面的了解,从而针对对方的举证进行收集证据。另外,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当然这一措施在程序上需要许多值得注意的地方,但是鉴于先前对于不要求证人出庭对我国司法所造成的成本资源浪费,笔者仍然坚持认为强制证人出庭大大降低了诉讼成本,可以确立为一项基本措施。

    其次,建立协助当事人在收集证据过程中的制度保障以及机构保障,针对弱势群体进行法律收集,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有许多当事人及律师不予以配合,这就需要我国法律做出相应的保障和措施。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及律师的诉求做出相应的回复,如果一方当事人对于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不予以积极的回应。而法院就可以主动敢于,实施对于弱势群体有利于的相关措施,维护其合法的诉讼权利。

最后,对于应当提供证据的证人拒不提供证据的,而且一方当事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其确实有相关证据时,即相关诉讼曾有人在持有或者知悉重要证据的情况下拒不透漏相关信息,弱势当事人即可向法庭申请强制收集证据,法庭调查收集证据所需的一切费用由对方当事人或者案外第三人承担;另一方面,我国《民事诉讼法》也有相关规定:“对案件知情的个人和单位都有出庭作证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并没有规定如何惩罚那些拒不出庭的证人的具体措施。这就使得弱势当事人在收集证据过程中会遇到许多阻碍。笔者在此建议立法机关,制定关于证人没有出庭作证的惩罚制度,有利于弱势群体当事人真正的维权与证据收集。当事人在行使自己合法的权力之后,证人仍然拒绝出庭作证,或者拒绝将自己应该知道的与法律案件相关的信息透露给法庭,那么法庭应当做出有利于弱势当事人的推定,并且对于无正当理由而拒绝作证的相关人员以处罚,在严重的时候可以给予刑事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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