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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基层法官司法良知的建构及其保障制度

发布时间:2014-10-10 15:32:13


辽宁省新民市人民法院   王保兴

论文提要:

我国基层法院的数量占全国法院总数的87.6,基层法院法官的数量占全国法官数量的76.8,基层法院法官审理和执结的案件数则占全国法院审理和执结案件数的80%以上。由此可以看出,基层法官在全国法院系统的基础性地位和重要作用。可以说,基层法院司法公信力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全国法院系统司法公信力的高低,而基层法院的司法公信力却取决于基层法官在审判工作所体现出的司法公信力的高低。现阶段我国法院所提倡的法官司法工作中能动司法、大调解的司法环境决定了基层法官应充分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和智慧,通过审判以及司法主导的各种替代纠纷解决方法,有效解决社会各种复杂地纠纷和案件,努力做到“案结事了”,实现司法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所有这些都要求基层法官在整个裁判表达过程中要尽量保持高度职业良知。因此,关注基层法官良知与法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关联性、法官良知的建构和养成,关注基层法官司法良知的制度保障,直接影响着法官裁判的公正以及整个司法公信力的建构和发展。基层法官的司法良知一方面不尽决定着裁判结果和整个裁判表达过程的公正,另一方面也决定了绝大多数诉讼参与人对于裁判结果的自愿接受与自觉履行,进而奠定了整个社会司法公信力的基础。本文共用7937字的篇幅对该问题进行了相关论述。 

关键词:基层法官,司法良知,司法良知的建构、保障制度。

以下正文:

基层法院和基层法官的数量以及绝大多数案件必须由基层法院审理的现实,决定了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认知来自于基层法官审判工作水平的高低。而现在中国司法制度日益正式化、程序化,法官日益职业化、专业化,法官的司法技能也得到大幅提高。但近年来却是涉法和涉诉上访人数上升以及案件执行难等社会现象屡屡发生,司法公信力大幅下降。现今司法界也已意识到司法裁决并非全部由法律所决定,因为在现今司法情况下基层法官判案审理具体案件时不仅仅依据的是事实与法律,还要结合自己的良知,即基于对法律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的认识与理解。法官良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司法过程的结果,决定有无司法公正”。1而卡尔·卡拉斯则更进一步,甚至认为“仅仅要求法官要用最好的智识和良知来裁判是不够的。应该规定法官仅需要那些最小的智识,而需要那些最大的良知”。2

一、何为法官的司法良知

司法良知是触摸法官内心世界深层次的东西,是比职业道德更具本原、更为根基的内在价值判断。古往今来,人关于司法良知对法官公正裁判作用的共识,已成为东西方法律文化交流的共同语言,具有世界普适性的价值。纵观学界,对良知的定义与诠释无不从伦理的视角展开。如伦理学家何怀宏认为“良心是人们一种内在的有关正邪、善恶的理性判断和评价能力,是正当与善的知觉、义务与好恶心的情感、控制与抉择的意志、持久的习惯和信念在个人意识中的综合统一”;3如果良知的主体是法官,那么法官的良知直接体现在法官在裁判活动中的正义感、责任心和公正意识以及对对法律的信仰与忠诚。关于良知对法官裁判的作用,在英美法系国家表现得更为明显,伯尔曼认为,英美法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依靠法官的自尊心、责任感以及他们的智慧和自制力保证司法的公正。4所以,“法官非有良知不能表现正义”。“徒法不足以自行”,马克思曾指出“要运用法律就需要法官,如果法律可以自动运用,那么法官也就是多余的了”。5由于社会生活纷纭复杂,各种新类型的案件层出不穷,面对无限发展着的社会,“立法者不是可预见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并据此为人们设定行为方案的超人,尽管他竭尽全力,仍会在法律中留下星罗棋布的缺漏和盲区,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法律都是千疮百孔的”。6这就要求法官在准确把握立法宗旨的基础上,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运用自由裁量权和内心确信,将“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法律精神恰如其分地体现在案件裁判之中。如果法官的素质与良知出了问题,那就无法进行自由裁量,从而使裁判背离法律本质、抵触正义,从而使本应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的司法机关丧失公信力。

二、法官的良知在裁判表达过程中对法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作用

法官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必须有自己的道德准则、价值观念和文化内涵,有公正的信念、独立的人格、社会的良知和超然的境界,只有这样才能承担起激活国家法律、确立正义观念的任务。7法官一方面作为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另一方面也是社会生活中的自然人。前者决定了法官的社会组织本质,后者决定了法官的社会自然本质。这两者共同构成了法官这一特定社会角色的理论视角。8由于从“最一般而言,司法制度的职能是分配与维护社会认为是正确的价值的分派。”9因此,对于一个具体的待判决的案件而言,法官总是希望自己所作出的判决能够获得判决价值主体—诉讼参与人和其他社会主体的价值认可,要获得价值主体的价值认可,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发现不同的价值主体对该案件判决可能有哪些价值需要,在此基础上才能作出最好的价值选择,进而作出最好的判决。

法律的现实状况和司法的现实情况决定了,要求法官“价值无涉”是不可能的,相反,法官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其自身的态度和价值观发挥着关键作用,正如格梅林所说:“表现司法决定和判决中的国家意志就是以法官固有的主观正义感为手段来获得一个公正的决定,作为指南的是对各方当事人利益的有效考量,并参照社区中普遍流行的对于这类争议的交易的看法。”10法官作为价值发现的主体,同时也是价值评价和判断的最终主体,作为评价和判断主体,诉讼中为了判决的所有诉讼活动都是作为评价的客体而存在的。评价主体对评价客体进行评价,一定会带有一定的评价目的,但是要达到这一评价的目的,总是要通过一定的手段,对自身价值的发现,就是为了实现评价目的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这个手段必须是与评价的目的—即实现司法的公平正义—相符。这就要求就一个法官而言,他的专业能力固然重要,然而他的良知则永远是最重要的。美国大法官卡多佐说,“除了法官的人格外,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保证实现正义”。 法官是任何一个完整的司法过程中最为核心和能动的要素;而在法官要素中,法官良知又是其灵魂,离开了它,司法过程定将无所作为。在基层法院的司法工作中,纠纷的解决、正义的实现离不开基层法官的司法良知的参与;基层法官品格的完善和司法权威的提升,更是在法官对司法良知的不断倾听和反省中逐渐完成的。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法官是否有良知,不仅仅是个人的私事,还影响着公众对法官职业、对法律正义的感受、认知和评价,是关系到司法公正和司法公信力提高的大事。

司法公信力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群众对司法机关司法行为的可接受性上,但是司法行为的可接受性一定要在法律的轨道内进行,决不能突破和超越法律的规定。也就是说法官对法律的正确运用是无条件的,而对法律的解释则是有限制的,法官应按照社会普遍的价值观,根据良知和法律进行裁判,结果是:或则应该尽可能的排除法官个人的主观思想信念,达到客观的法判断;或则应该主张完全阻断法官的主观思想信念的影响。11法官的良知也应该是由法来约束的,并受裁判的客观性、法的稳定性的制约,不断追求某种正确的法解释,防止任意的裁判。法官最为明智之举是将自己对社会利益、价值观、道义性诉求等所作的价值判断以法律的名义作出,也就是说为裁判表达的结果穿上法律的外衣,从而保持实质正义的内核。12从这个意义上讲,司法裁判法律效果与社会 效果的统一实际上是一回事,即都是在法律轨道内进行的价值考量。13司法的最终正当性在于民意,法官的司法良知也要求法官在司法中以某种制度化方式吸纳民意,力求在司法制度和程序内自我微调,自主吸纳对有效解决法律问题的新的和有用的重要信息,以求在自己的裁判表达过程中能够更好的提高自己裁判表达的公信力,以使达到司法裁判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真正统一,从而确实提高整个社会的司法公信力。

三、基层法官司法良知在现今司法制度下的意义

我国现行的能动司法和诉讼调解的制度下,是不允许当事人选择或指定案件审判法官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存在法官在当事人心目中威信和信任程度的确认问题。法官的权威既不是靠强制也不是靠金钱,而是靠信任。法官是社会与法律理所当然的应被信任者,如果公众对所有的法院和法官都不再信任,将会给整个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正如巴尔扎克所言,不信任司法机构,意味着社会终结的开始。在我们的社会中应当存在着一种使社会公众、当事人、法官、法院之间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社会机制。14而这种社会机制的建立的依靠,是一个个有着自身良知和社会公信力的法官。司法能力和技能提高并不能解决能动司法环境下司法工作的所有问题,因为基层法院法官的司法工作更要依赖法官对司法良知和对公正信仰的坚守。这是因为司法良知是比职业道德更具本原、更为更为根基的内在价值判断。现代法治社会,纠纷的解决正义的实现离不开法官的司法良知的参与;法律的发展完善也凝聚着法官良知的功劳;法官品格的完善和司法权威的提升,更是在法官对司法良知的不断倾听和反省中逐渐完成的。在基层法院法官的司法工作中体现的尤为突出,因为在实际的审判工作中往往基层法官司法工作的成与败源自于当事人对办案法官的信任,而这种信任来自于对基层法官司法良知和公正的确认。15

四、基层法官司法良知的社会建构和养成

如何才能提高基层法官的司法良知和公正信仰呢?

()强调司法良知应使其成为每个基层法官的思考和追问。人们都认为司法良知不同于一般的社会良知,要比一般的良知有更高的要求。如对公平正义的坚守、对法律的忠诚信仰、对社会的责任意识、良好的职业道德及对司法裁量权的衡平等。公正、公平、正义、责任无疑是司法良知的核心价值和关键词,也是法律本身的基本要求和价值,是我们一直努力追求和致力实现的目标。而法官更应是司法良知的坚守者和不懈追求者。

(二)在日常工作更应时时事事让人民群众看法官的公正和良知。16基层法官的司法良知不尽应体现在裁判结果中,更应体现在整个裁判表达的全过程。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要注意司法礼仪和司法作风建设,基层法官的司法良知不尽要在开庭审判时得到体现并且应具体整个工作中都会让当事人时时刻刻都真切感受到法院的公正与法官的品格,感受法官善良公正的品格给社会传递的法律之美。在工作中不尽要写好每一份裁判文书确保当事人从其内心深处认可裁判结果,从而做到胜败皆服,并且要在整个司法工作过程中甚至包括在裁判后的判后答疑和案件回访过程中,都要让诉讼参与人和整个社会感受到法官的公正和良知。

(三)加强以司法良知为内容的人本教育和司法廉政建设,它既是社会对司法的要求和挑战,也是司法适应社会需求和公众期望的必由路径。澳大利亚法官布莱恩•马丁说:“法院的用户就是争议的当事人”。基层法官在司法工作更应树立树立民本意识推崇司法的公共服务理念,在日常工作中时时有爱民之意、时时有尊民之心、时时有为民之意,对人民的司法廉政监督能够时时有敬畏之心,时时处处思民之所需、时时处处体会人民之所难,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做好“整个社会良心和正直的值更人”。只有法官充分理解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才会对这个职业充满敬畏,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给社会传递司法之美,使法律继续受到尊重,使法院继续成为寻求公正的圣地,从而提升整个国家的司法公信力。

(四)加强基层法官公开审判和独立审判的司法理念建设。基层法官在司法工作中更容易受到人情、关系和权力的影响,从而影响案件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司法公信力。在司法工作中应当加强基层法官公开审判和独立审判的司法理念建设,以整个法院的文化理念建设为基础,建立严格的公开审判程序,使基层法官树立牢固的公开审判意识不能有不公开审理之意、也不敢为不公开审理之事。加强对法官独立审判的保障,不使每一个基层法官的审判工作受到不当的干预和影响。从而使法官的办案过程真正变成为公平、正义的实现过程,让整个司法过程的方法、步骤、结果都透明的展现给社会公众,从而取得整个社会公众的信任。

()最后强调司法良知和公正信仰在审判工作中的重要性绝不意味对司法技能和司法能力的偏废。司法是职业性和专业化程度很强的工作,司法良知之所以与一般良知不同,就在于司法良知更具专业性,它有一整套较为专业复杂的规则、程序和思维判断方式,要求法官具有对复杂社会矛盾的深刻了解及对利益冲突关系的良好平衡力。

五、改革语境下的制度保障

基层法院的法官的职业操守、道德良知是改革成败与否的重要标准,如果不能从制度上改变基层法院的现状,使其进而不能吸引、留住、培养高素质的法律人才,那么司法改革终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水之源,所以从制度上我们要建立以下制度。

(一)独立的人、财、物保障制度。

先在省一级设立司法委员会再在其下设立专门的法官遴选委员会,该委员会的组成,应当具有广泛代表性,既有经验丰富的法官和检察官代表,又有律师和法学学者等社会人士代表。于内建立逐级遴选制度,上级法院、检察院的法官、检察官原则上从下一级法院、择优遴选,既为优秀的基层法官、检察官提供晋升通道,又保证上级法院、检察院的法官、检察官具有较丰富的司法经验和较强的司法能力。于外扩大法官、检察官的选任渠道,实行有别于普通公务员的招录办法,招录优秀律师和具有法律职业资格的法学学者等法律职业人才进入法官、检察官队伍。使法官成为社会群体中法律专业最精深、司法经验最丰富、道德品行最高的群体,使高审级法官的司法能力和司法良知普遍高于低审级的法官。建立从基层到中、高的法官、检察官统一由省提名、管理并按法定程序任免的机制,建立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经费由省级政府财政部门进而由司法委员会统一管理的经费保障机制,建立制度保障人力资源向基层法官倾斜,这是提高基层法院法官收入的制度性保障。建立基层法院内部收入有差异制度,实行办案法官、有法官资格未办案、其他工作人员不同的薪酬制度,切实保障一线办案法官有与工作复杂度、数量匹配的收入,让他们享有最高的经济待遇,从而在待遇上切实提高基层办案法官的职业尊荣,保障基层法官的司法良知。

(二)加强法律强制措施和法官的职业责任豁免制度切实保障法官身心安全。

基层法院案多人少、矛盾复杂多样,还有来自领导、媒体、信访等多方面的压力,严重侵蚀着法官们的身心健康。并且很多基层法院法官还时常面临当事人的辱骂、威胁、纠缠骚扰甚至直接的人身伤害,让本来就亚健康的身心更加雪上加霜。基层法官作为矛盾纠纷一线的裁判者与化解者,又要对进入审判工作的各种风险承担相应的责任,但也恰恰是这一特殊的地位,让基层法官极易在处理纠纷的过程中成为当事人迁怒的对象,以致遭受伤害,而且这种伤害的发生可能分布于各个时段、各种场合,令人防不胜防。如何以制度保护基层法官的安全就成了维护司法权威,保障法官良知的第一要务。

从制度说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给予法官足够的职业安全保护,法律对法官保护的规定过于原则而缺乏细则,难以切实发挥应有的保护功能,使得法官在面对当事人的恐吓、威胁时事实上处于一种无法可依的境地。由于我国司法权威的长期缺失和在强制措施的实施上一直需要公安机关的配合障碍,全国各地法院也普遍存在被迫放弃或软化对当事人强制措施的采取。再加之在我国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民众深层次法治意识的淡薄,缺乏对法治的信任,认为其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不起太大的作用,民众们遇到问题,更愿意通过信访、上访找上级党委和政府解决问题,甚至是通过“缠访”、“闹访”解决问题。对此应依法加大对扰乱庭审秩序、威胁法官安全行为的打击力度,切实保障审判安全,对闹访、打砸法院、威胁、伤害法官及诉讼参与人等违法行为,依法追究行为人的法律责任,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下如构成妨害公务、故意伤害、寻衅滋事、故意毁坏财物等犯罪的,应坚决追究其刑事责任。可以考虑适时在刑法中增设藐视法庭罪,藐视的行为在时间上不局限于庭审过程中,在空间上不局限于法庭内,在表现形式上不局限于显性的直接暴力,从而对各类破坏审判工作安全的行为形成更有力的威慑,使得对于这些行为的处罚具备更为坚实明确的法律依据。在基层法官法官的司法工作中现在普遍存在着以老、病缠诉、闹诉现象,由于在以往的司法工作中由于法官对进入司法程序的当事人的各种身体或精神风险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再者由于我国司法权威的长期缺失和在强制措施的实施上一直需要公安机关的配合的现实情况,加之按照公安部和看守所采取拘留的相关规定对老、病通常不能采取拘留措施的实际情况,这就造成老、病缠诉、闹诉现象的层出不穷,法官的无奈和屈就的现象。笔者建议对此建立法官职务豁免制度,规定未经任免机关同意不得对法官采取任何强制和惩戒措施。让法官对在诉讼过程中因当事人或其它参与人在诉讼过程中的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和风险,法官已经尽到相应注意义务的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从而切实保障法官身心安全和职业尊荣。

(三)建立符合司法规律的法官监督与惩戒制度

法官判决的权威性来自于其独有的终局性和国家强制性,这是司法判决区别于其他解纷手段最突出、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近年来,大范围、大规模的信访工作模式,法官对自己以往案件信访的无穷负责,打破了司法工作自身的内在规律,助长了部分群众信上不信下、信访不信法的错误做法,违背了社会矛盾化解的一般规律,损害了司法工作自身的规律性。同时基层法官法官对自己以往案件信访的无穷负责也严重伤害了基层法官的司法良知和职业尊荣感,降低了基层法官对司法审判工作价值的普遍认同,让法官流失在全国法院系统普遍存在和基层法院法官流失问题发展的格外严重。对此应当高度重视终局性裁判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重要价值,一定要维护判决的终局性和稳定性。要严格再审启动的次数和条件。从而提高基层法官的司法良知和职业尊荣感,确立基层法官对司法审判工作价值的普遍认同。

在省一级设立司法委员会下设立专门吸收了下级法院法官代表和社会有关人员参与的法官惩戒委员会,制定公开、公正的惩戒程序,确保法官违法违纪行为及时得到惩戒,又确保被惩戒者的申辩、举证和申请复议的权利。为维护法官独立审判,保障公正待遇,应规定受到惩戒的法官,有权就惩戒裁决向上级机构提起上诉。法官惩戒委员会外部力量的多元参与的民主理念,促进了司法事务的开放与透明,一方面有利于人民的监督。革除了原有法官处分的内部化、行政化,从而人民让探知和判断法官惩戒过程和程序,保障外部力量的有序、有效的监督参与。另一方面对审、辩护、最后陈述等相关制度,在保证法官惩处机制顺利运作的同时,又通过正当程序确保了法官的身份独立,从制度上维护了法官的职业尊荣和职业良知。

法官的司法良知,除了从其对法律的信仰与忠诚中而来,从其个人的品行修养和对良知的不断反思挖掘中而来,即离不开他的学识、经验和水平,也不能没有完善的司法制度予以保障。一个有良知但技能不高的法官依然不是合格的法官,司法良知是以高超技能和广博知识作支撑的一种智慧,是以法官的职业、安全、独立司法等司法和社会制度保障的职业良知。所以,我们在全面推行法官良知教育夯实司法公信力的基础的同时,不尽应该继续坚持我们以往进行的法官专业化、知识化方面的学习研究和培训,更应该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改革相关联的各项司法和社会制度。让我们的基层法官在办理每一起案件的过程中都能够独立而自觉的裁判,以自己的司法良知向我们的人民展示法律的权威和公正。以自己不断的努力用公开透明的司法程序和详实细致的释法说理来回应和疏导民意,积极修补被损害的法律关系和道德伦理,从而让每个人民群众在人民法官的身上切实感受到每个司法案件的公平和正义。

 



1董茂云,徐吉平.法官良知对于司法过程的意义——兼论法官良知与现代宪政体制及理念的关系[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版。P71页。

2]陈新民.公法学札记[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版。P312页。

3何怀宏.良心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版。P50-60页。

4[]哈罗德·J·伯尔曼.美国法律讲话[M].陈若恒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版。P20-23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版。P76页。

6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以诚实信用原则的法理分析为中心[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版。 P139页。

7汤唯:《法社会学—西方文化与本土资源》,科学出版社2007P235页。

8吴英姿:《法官角色与司法行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P14页。

9[]劳伦斯·M·弗里德曼:《法律制度-从社会科学角度观察》李琼英,林欣,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P203页。

10[]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M].苏力,译.北京:商务引书馆,1998.版。P97页。

11[]猪木正道.民主的社会主義のために[M].東京:有信堂,1959版。P134页。

12杜秋月:“论裁判的正当性基础——以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相互关系为视角”,载《法律适用》2007年第3期。

13肖扬:“中国司法:挑战与改革”载《人民司法》2005年第1期。

14强世功编:《调解、法制与现代性》,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P124页。

15张康林:《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P223页。

16吴志明 林化宾 吴军营:《大调解——应对社会矛盾凸显的东方经验》,法律出版社2010P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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